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以德为先与唯才是举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曹操的“唯才是举”

　　曹操的“唯才是举”众所周知。据《魏书·武帝纪》的记载，曹操曾下过三次求贤令。他在求贤令里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观点，大致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说人无完人，若一直等着任用完美之人，那像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就永远难以成就王霸之业；其二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建功立业，能够建功立业的人未必品德高尚；其三是列举了一批建功立业的历史名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品德有亏，或行为有错，甚至有的不仁不孝，但都成为贤相名将，成就了千秋功业。曹操欲以此证明：在用人问题上，关键是看才能；只要才能卓越，即便德有不足，甚至“不仁不孝”，也要毫不犹豫加以任用。那么，曹操为什么会提出“唯才是举”，“唯才是举”有没有道理可言呢？不妨听听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是怎么分析的。

　　治世乱世有所不同

　　唐贞观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魏征谈论用人问题。唐太宗说：“按官职要求选拔任用人才，不能草率行事。若任用了一个君子，其他君子也都会纷至沓来；若任用了一个小人，其他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挤进来。”魏征回答说：“您说得对。在天下还未平定，处于战乱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才干，顾不上去考察他的德行如何；而天下平定之后，如果不是德才兼备，那就不可以任用。”话不在多，一说就透，这就是魏征的水平，也是唐太宗一直十分器重他的原因之一。

　　其实，治世用人注重品行，乱世用人注重才能这一道理，并不是魏征首创，至少魏晋时人们就已知晓，而且曹操就说过类似的话。建安八年曹操下过一道令，其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意思是国家在安定时期，用人注重道德品行；国家在多事之秋，即战争年代，用人（包括奖赏）则赏识战功和才能。令中还说：“如果既无才能，又无战功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和奖赏，那国家肯定不会兴盛。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授官给无功之臣，不奖赏无战功之士。”由此可见，曹操的三道求贤令，正是根据“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精神来论述的，因为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乱世，而不是治世。

　　说到此，我们并没有获得完整的答案。古人只是告诉我们，安定和平时期与动乱战争时期对用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未回答其所以然。因此，我们还要问两个为什么。

　　一是为什么动乱战争年代，用人主要看有没有才干，而对品德则往往顾不上。史书载，陈平逃离项王而投奔汉王，魏无知将他推荐给刘邦。后来大将周勃等人向刘邦提出：陈平“盗嫂受金”，不可用。于是刘邦问魏无知：“你说他有没有这些事？”魏无知说：“有。”刘邦便责备说：“那你怎么说他是贤人呢？”魏无知回答说：“我当初向您推荐时所说的是才能；而陛下您今天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即使有尾生（守信用的典型）、孝已（孝顺的典型）那样的品行，但却对取得当前战争的胜利没有一点作用，陛下哪里有工夫用他们啊？现在楚汉相争，我推荐能出奇谋的人，是考虑他的计策肯定对国家有利啊，那‘盗嫂受金’又怎么值得您对他疑而不用呢？”魏无知的回答正是当时关于战争年代首重才能的理由。

　　苏秦也讲过类似理由。有人对燕王说，苏秦是一个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的人。于是燕王不再让苏秦做官。苏秦到燕王面前陈述了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解，其中说：“假如现在有三个人，一人像曾参一样孝顺，一人像伯夷一样廉洁，一人像尾生一样诚信。得到这样三个人来侍奉大王，您会觉得怎么样？”燕王说：“那我就满足了。”于是苏秦说：“如果像曾参一样孝顺，他从不离开父母在外住宿一夜，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这样，步行千里来到弱小的燕国来侍奉处在危难中的大王您呢？像伯夷一样洁身自好，他不肯做孤竹君的继承人，以后又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封侯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像这样的廉洁，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这样，步行千里到齐国收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一样守信用，他与一女子约好在桥下相会，女子到时间没来，洪水来了他也不走，抱着桥柱被水淹死了。像这样的信实，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一样，步行千里退却齐国强大的军队呢？”苏秦通过一番狡辩告诉燕王：那些所谓高尚的品行毫无实际用处，只有像他这样无德却有才的人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利益。于是，燕王又给他官复原职。

　　从以上两个实例中可以看到，魏无知讲了一番乱世用人首重于才的道理，刘邦信了；苏秦讲了一番同样的道理，燕王也信了。这说明这一道理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什么乱世用人首重于才呢？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需要：一是争夺天下的实际需要；一是争夺人才的实际需要。这两个需要凸显了才能的重要性。争夺天下，包括运筹全局的筹划、出奇制胜的谋略、攻城略地的指挥等，这些都是对才能的考验，有才能者胜，无才能者败。另外，谁如果想争夺天下，首先就要争夺人才，因为才能突出者大多不甘雌伏，他们要一显身手，他们若不为我所用，就会为敌所用。由于上述原因，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用人氛围。

　　二是为什么治世用人，则要德才兼备，而且要首重于德。综合古人观点，也可以说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治国的实际需要；一个是端正用人风气进而端正社会风气的实际需要。治国之方万端，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是法治；二是教化。就是说，要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教化除了靠理论宣传以外，还要靠榜样的带动和引导。古人十分重视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表率示范作用。历史上看重礼义廉耻，以清廉自持的官员也不乏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俭约”条目中列举了几个廉洁节俭的典型，其中讲道：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负责官员选拔工作，他以节俭作表率，于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连那些富贵宠幸之臣也不敢在车马服装上过度奢华。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仅关乎教化，而且关乎端正用人风气。唐太宗曾对大臣讲用人不得不慎的重要性，他说：“用得正人，好人都会受到鼓舞；误用恶人，坏人就会争相钻营以求得到重用。”

　　应如何全面看待“唯才是举”

　　（一）“唯才是举”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的实用性，反映了不同用人环境对用人要求有不同的侧重。战争时期出于争夺天下的需要，更加看重人才的有关能力；同时，在激烈且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也难以建立和实行健全的选拔程序，而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当时形势所需要的某种能力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因而“唯才是举”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在战争年代，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广泛招揽人才，不但是一个用人标准的掌握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用人策略问题，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取决于拥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二）对“唯才是举”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唯才是举”并不是只看才能，而对品德毫不在乎。陈平投奔刘邦后，有人说陈平先投魏王，再投项王，后投汉王，是“反复乱臣”。刘邦对此非常警惕，特意找陈平谈话核实，直到陈平作出合理解释后才继续留用。提出“唯才是举”的曹操对这类品德问题同样看得很重。吕布是三国时期一员武艺超群的战将，曹操抓住他后，他急切表示愿为曹操效力，帮助曹操平定天下。曹操如能得到吕布帮助，无异于如虎添翼，但曹操没有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行事，而是杀了他。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吕布的品德太差。吕布是在丁原、董卓信任并重用自己的情况下，为一己私利而杀掉恩主，是典型的不忠不义的反复乱臣。关羽也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曹操素闻关羽是忠义之士，因而抓住他后如获至宝，马上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当关羽知道刘备下落后，执意要走，诸将要追杀关羽，曹操说：“他这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他了。”不仅是杀吕布、放关羽这两件事，还有很多事例都能说明曹操对人才的品德问题很在意，很重视。例如，毕谌曾是曹操属下，张邈叛变时劫持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对毕谌说：“你老母在他手里，你投他去吧。”毕谌表示不离开曹操，绝无二心，曹操感动得流下眼泪。谁知毕谌是耍花招，出去之后就跑到张邈那儿去了。后来曹操打败张邈，并活捉了毕谌，大家都认为毕谌必死无疑，谁知曹操说：“对父母孝顺的人，肯定也会对君主忠心。这正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人。”于是封毕谌为鲁国国相。这些事实都说明，曹操不是只重才能而不在乎品德。所以，我们对“唯才是举”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它只是表明战争年代对有才干的人更加重视、更加求之若渴而已，并非对“德才兼备”的否定。

　　（三）战争年代同样是以德才兼备为用人的最佳标准，但任何时候对德的要求都不能求全责备。历史告诉我们，不只是和平时期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战争年代同样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历代开国功臣和抵御外侮的英雄中，功劳最大的还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开国功臣如汉代的萧何、张良，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唐代的房玄龄，明代的徐达等；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他们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品德高尚，其中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正气凛然、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流芳千古，成为后世楷模。

　　经验告诉人们，人才出问题往往出在德上，而对人求全责备也往往表现在对德的要求过于死板，不能辩证对待，只揪住人的一时一事，不看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不看是大节还是小节，不分主次、不分轻重、不分客观还是主观。正确的用人方法是：广招人才，合理使用。对德才兼备者，要加以重用，重点培养；对有才能而德不足或者犯过错误的人，也要根据情况合理使用，并在使用中教育、锻炼和培养，争取使他们逐步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