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亲君子远小人为治国之要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公元227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疏，即《出师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此话一出，一直被后世奉为治国和用人的至理名言。这一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成为我国古代用人思想中的一大亮点。

　　亲君子远小人的治国理念，是诸葛亮首先明确提出的。但这一思想的提出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孔子等思想家已有这方面的论述。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他问：“做什么才能让老百姓乐于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奸邪的人之上，百姓就乐于服从；若是把奸邪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了。”在另一场合，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善于识别人才。”樊迟对此不太理解，孔子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奸邪的人之上”。樊迟还是不太理解，就拿孔子的话去问同学子夏。子夏说：“老师的话含义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贤人，将皋陶提拔起来，那些不仁义的人就自然远离了；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贤人，提拔了伊尹，不仁义的人也自然远离了。”孔子和子夏的意思很明白：要想做尧、舜、禹、汤那样的圣明君主，把国家治理好，那就要亲近重用正直的人，而疏远奸邪的人；正直之人与奸邪之人是不同伍的，若君主重用了正直之人，那奸邪之人自然就被疏远了。

　　荀子亦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君主如果任用道德高尚、才智超群像圣人那样的人做大臣，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如任用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做大臣，国家就会强大；任用阴谋篡权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任用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败亡。”

　　唐太宗深知“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将此视为“为国之要”。他说：“国家动乱，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奸邪小人；国家太平，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忠臣贤人。任用忠贤，就能享受天下太平之福；任用小人，就要遭受天下动乱之祸。”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是负责皇帝《起居注》撰写工作的，不知近来记录我所做的事如何，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想到褚遂良一点面子也不讲，他回答道：“设置史官编录《起居注》，国君做的事必定记录。既然做好事必须记录，那么有过失也不会隐瞒。”唐太宗并不是昏君，他明白要想在史书上留下个好名声，首先是要自己做得好，于是说：“我现在经常注意努力做好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不至于记上我的坏事。一是借鉴前代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做事的规矩；二是提拔任用贤人，共同做好治理国家的事情；三是排斥不用小人，不听谗言。我可以坚持这些，始终不变。”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所说的这三件事中，第二件、第三件概括起来就是“亲君子远小人”。对于这一思想，唐太宗并非偶然一说，而是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要亲自带兵出师东征，命令太子留守京城。太子“悲泣数日”，一方面表示舍不得父亲出征；另一方面表示交给自己留守的责任太大，担心不能胜任。唐太宗教训他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并说：“你按照这些努力去做就是了，哭有什么用？”唐太宗将“进贤退不肖”列为“为国之要”的首要。“不肖”，即不贤，人们常说的“不肖之徒”，与“小人”是一个意思。唐太宗带兵出征是有风险的，弄不好战死沙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临行前要把最重要的治国经验告诉未来的接班人。其中最要紧的经验就是“亲君子远小人”。

　　唐太宗很早就已注意到，用“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教育后代。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对魏征说：“自古以来，侯王（指皇帝宗室子弟被封为王或侯的）能够自己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富贵之中，喜欢骄奢淫逸，大多不懂得‘亲君子远小人’的道理，所以才这样。”于是命令魏征采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史事，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魏征还为这本集子写了序，其中说道：“新朝代一开始封的王侯，时逢国家草创时期，看到帝王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愁辛苦。所以，他们虽在高位而不骄奢，从早到晚不懈怠。有的特备甜酒招待贤人，有的‘一饭三吐哺’接待贤人。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得到百姓的欢心。”这些王侯去世后，爵位由他们的子孙承袭，“承袭封爵的子孙一代，多遇太平盛世，他们生在深宫之中，长期在妇人们的呵护下生活，对身居高位而带来的危险不会感到忧惧，又哪里知道农民耕种劳作的艰难？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宠爱美妇，轻视美德。违反道义，破坏礼仪，荒淫无度，不遵守法令规定，越级越权，胆大妄为”，最后终于“走上犯法作乱的邪路”。唐太宗读后直说好，对皇子们说：“这应当放在你们座右，作为立身之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太宗为教育后代用心良苦。他深知，他可以给子孙封王封侯，给他们崇高的地位和丰厚的待遇，但不能保证子孙们能够长享富贵。他们能不能保全自己，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做到“亲君子远小人”。

　　朱元璋将元朝兴亡的原因归结为是用君子还是用小人上，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之所以能够抓住关键，不仅在于他有长期的用人经验，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善于学习。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对左右的大臣说：“我昨天阅读史书，发现前代帝王中好听谗言的，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败和混乱。这是因为国家有谗佞小人陷害忠良贤臣的祸患。贤臣必定以正派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可能他一开始显得不好合作，但终究是对朝政有益。而谗佞之人阴险而善伪装，善于见风使舵，承接君主的想法，君主如不明察，则往往被他们所迷惑，一开始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害处，但结果实在可怕，他们陷害贤臣、危害国家的事，能够说得完吗？所以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一定要保护好贤良而去除奸佞才行。”看来，作为一国之君，能够注意学习历史，并能结合实际进行思考，对于治国理政来说确实大有裨益。

　　“亲君子远小人”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已成为公认的国家用人原则和个人交往原则，即使奸臣小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它，而只是极力将自己装扮成忠臣君子。（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