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奸佞小人 国之蟊贼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小人做官，人们称他们为“奸臣”。奸臣的危害，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误君主，二害忠良，三祸国家，四殃百姓。

　　误君主

　　奸臣往往伪装忠诚，曲意逢迎，博取信任后便蒙蔽君主，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中，引导君主在邪路上越滑越远，走上身败名裂的不归路。对于奸邪小人误导君主走上邪路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元代贤臣许衡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除非人君没有喜怒，只要有高兴，奸邪小人就会极力称赞人君所高兴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以求得到人君的好感；人君只要有生气，小人就会进一步鼓动人君生气，并借此扩大自己的权势。除非人君没有爱憎，只要有爱，小人就会利用他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只要有憎，小人就会利用他的憎恨来为自己报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许衡所言不虚。

　　春秋时的齐桓公，一开始重用管仲等贤臣，因而国强民富，称霸诸侯。管仲病重临死时，齐桓公问他：“将来谁可以接替你担任国相？”管仲说：“知臣莫如君，您说说看。”齐桓公相继提出了易牙、竖刀、开方三个人。管仲说：“希望您远离这些小人。”桓公不解地问：“易牙曾经杀死自己的儿子煮了给我吃，这样的忠心还有可怀疑的吗？”管仲回答：“杀死儿子来迎合国君，不近人情，这样的人不可用。”桓公又说：“竖刀为了到我跟前来侍奉我，自己把自己阉割了，这样的忠心还有可怀疑的吗？”管仲回答：“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不近人情，这样的人不能亲近。”桓公又问：“那开方这个人怎么样？”管仲回答：“开方是卫国的公子，他本来可以做这个千乘之国的太子，而他却背弃父母，跑到齐国来迎合国君您，不近人情，这样的人不能接近。”管仲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那就是：表现过于特殊，不近人情（“非人情”）的人，不能用。

　　齐桓公当面答应不用这三个小人，于是管仲就把这三人赶走了。在没有这三人在身边侍候的时间里，齐桓公感到很不舒服，“食不甘心不怡”。管仲死后，齐桓公认为，管仲的话说得也太过了。于是又把三人全都召回来加以重用，形成“三子专权”，齐国从此出现了内乱纷争的局面。不久，桓公病倒了，易牙、竖刀等人乘机作乱，杀死许多官员，并堵住宫门，筑起高墙，不让人进宫。有一妇人翻墙进到桓公的住所，桓公说：“我想吃点东西。”妇人说：“我找不到吃的。”桓公说：“我想喝点东西。”妇人说：“我找不到喝的。”桓公问：“这是为什么？”妇人回答：“易牙、竖刀共同作乱，堵宫门，筑高墙，不让人进来，所以得不到食物。”桓公这才醒悟，痛哭流涕，慨然叹息说：“圣人（指管仲）的见识真是远大啊！若死者有知，我将有何面目去见管仲啊？”齐桓公死后，两个多月没人葬。

　　害忠良

　　历史上，奸臣残害忠良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历代皆有。在无数被打击迫害的贤臣忠良之中，于谦可算作一个冤死的典型（本是尽忠报国，而罪名却是叛逆）。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大举南侵，大宦官王振挟明英宗朱祁镇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抵达大同后，王振又惧不敢战，立即回师，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群臣聚哭，不知所措。担任翰林院侍讲的徐珵高声说：“我看过星象，只有将京城南迁才可以解难。”在这危难时刻，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斥责道：“说南迁者，该杀！京都是天下的根本，一动便大势已去，难道没见过宋朝南渡的事吗？”徐珵不敢再说，但从此将于谦记恨在心，他认为是于谦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丑，并影响了他以后的前程。

　　于谦临危不乱，在群臣和军民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并主持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景帝，从而稳定了人心。当瓦剌军挟持英宗进逼北京城下时，已升任兵部尚书的于谦调兵遣将，布兵城外，命令关闭城门，以示背城决一死战，他亲自率兵在德胜门外迎战瓦剌主力。结果，北京保卫战大胜。不久，也先觉得留着英宗也无多大用处，只好放回。朝廷上下公认于谦对社稷有功。于谦德才兼备，因功加少保衔，总督军务，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忧国忘身”，处置军国大事“悉合机宜”，而且“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身居高位，而住房简陋。

　　徐珵自提出迁都被人讥笑后，很长时间不得升官，“急于进取”，托人让于谦推荐他担任国子监领导。于谦向景帝推荐，景帝没同意。徐珵认为是于谦说了他的坏话，从而更恨于谦。以后徐珵改名徐有贞。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病危，徐有贞伙同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位，接着就将于谦等人逮捕下狱，并污蔑于谦等人要迎立藩王的孩子做太子，是“谋逆”之罪。其实，徐有贞一伙拥立英宗复位是一个骗局。景帝之子早死，于谦等大臣正打算拥立英宗之子做景帝的接班人，而英宗之子尚幼，实际还是英宗掌权。没想到徐有贞等抢先一步，挟持事先并不知情的英宗搞了一场复位闹剧，结果是徐有贞一伙夺取朝廷大权的阴谋得逞。徐有贞诬陷于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报当年于谦当众斥责自己之仇；二是为掩盖自己的阴谋，表明复位政变师出有名。当要将于谦“处极刑”的奏章送到英宗手上时，英宗犹豫了，他说：“于谦实有功。”是啊，如果没有于谦，明朝早已残破，说不定已经灭亡了，他英宗也不会被送回来，更谈不上什么复位了，怎么可以杀害有功之臣呢？在这关键时刻，徐有贞只用了一句话就使英宗下了杀掉于谦的决心，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此举”就是指英宗复位这次政变举动。只有杀掉于谦，宣称于谦有“谋逆”之罪，才能表明英宗复位是名正言顺的。小人就是小人，他有小人的智慧，有小人的手段。

　　祸国家

　　奸邪小人的各种危害都是相互联系的，误君主、害忠良，自然也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患。小人直接祸害国家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小人一旦得势，便趾高气扬、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因而决策轻率，行事任意，往往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比如上面提到的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事件”。英宗做太子时，王振是侍奉太子的宦官。英宗即位后，王振经常唆使英宗杀害大臣，因而权势越来越大。到了后来，王振可以随意处置大臣而不用向皇帝报告。大臣如有对他不顺从、不尊敬，甚至碰到他没有下跪，都会被找个理由加以迫害，轻则贬官，重则被斩首、弃市，甚至被肢解。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率瓦剌军大举入侵，王振心血来潮，非要挟皇帝亲征，廷臣纷纷谏阻也没有用。走到宣府，遇上大风雨，大臣们又进行劝阻，王振狂怒，罚劝阻的大臣跪在草地上。到了大同，王振还想北上。镇守太监郭敬向他报告了敌人的强大情况。王振害怕了，未经一战就仓皇回师。回师路上，他又绕道紫荆关，想着邀请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以在家乡炫耀一番。走到半路，他又担心大军经过家乡会踏坏田里的庄稼，家乡父老会骂他，于是又下令改道宣府。当英宗与大军到达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的土木堡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进驻怀来城，但由于王振沿路搜刮的一千余部辎重没有赶到，王振便反对进城，让英宗在土木堡驻扎下来。也先自知道英宗班师的消息后，便率军追击。由于王振不听大臣意见瞎指挥，先西后东，迂回曲折，让也先赢得了时间，最后又没有进驻怀来城，因而明军丧失了逃过劫难的最后一次机会。随行的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请求组织兵力断后，并快速调兵保卫英宗的住所，王振对他们怒斥道：“你们这些臭书呆子哪里懂军事，谁再提意见就让他死！”并让侍从把他们赶出门外。两个尚书在帐中相对而哭。第二天，土木堡被也先包围，结果五十余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五十余位官员全部战死，英宗被俘，王振这个死有余辜的小人也死于乱军之中。

　　殃百姓

　　小人得势，并不打算报效国家、造福百姓，他们热衷于两个目的：一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吃喝玩乐，并希望这种腐朽生活能够享之长久，延及子孙；二是引导君主腐化堕落，而这样做就是为了保住前一个目的。那么，怎样才能享尽荣华富贵呢？天上不会掉下金银财宝来，只能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因此，奸臣当道，便会无一例外地殃及百姓。

　　宋徽宗时，奸相蔡京与宦官童贯等人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地引导皇帝过上穷奢极欲、荒淫糜烂的生活。为了满足徽宗对奇花异石的喜好，他们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搜刮东南花石。应奉局的吏役如狼似虎，凡是被他们看中的奇花异石，便强行掠走，物主稍有违抗，轻者囚禁，重者杀头。掠取时，掘地挖坑，遇墙凿墙，遇屋拆屋，并借机勒索。许多百姓因家里有花木奇石，即被搞得倾家荡产。搜刮的大量花石都通过大运河和汴河用船运到京城开封，称为“花石纲”，沿路同样大肆扰民。当时的方腊起义就发生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

　　奸臣无一不是喜欢享乐腐化的，因此无一不是贪污犯。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朝廷大权的权奸，其聚敛财物的贪婪程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清代的和珅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珅凭着他一套阿谀奉承、拍马迎合的本事，博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飞黄腾达，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权倾朝野。作为朝臣的权力和地位有到顶的时候，但财富却没有到顶的时候，和珅的最大喜好就是无休止地搜刮财富。乾隆帝去世后第六天，嘉庆帝便雷厉风行地查抄了和珅的家，抄出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八亿两。有人计算，乾隆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七千万两，他的财产已超过了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秦桧与王氏密谋，欲害岳飞。

　　（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