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如何亲君子远小人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提高亲君子远小人的意识，对小人保持警惕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经过易州境，司马陈元 认为皇帝来到自己管辖的地方，机会难得，应该好好招待一下，而当时不是产蔬菜的季节，怎么办？陈元 便叫百姓在地下室蓄火栽种蔬菜，然后将新鲜蔬菜进献给太宗（“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可以说，陈元　为了讨好皇帝，确实是挖空心思了。可惜他这次面对的不是一个喜欢巴结的庸君昏君，而是励精图治的唐太宗，结果是太宗厌恶陈元　溜须拍马，罢免了他的官。由上面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是因为他对用人问题高度重视，对亲君子远小人有很强的意识，对奸邪小人始终保持着警惕。

　　历史上，除了李世民这类明君之外，还有一些贤相，同样在远小人方面有着很高的自觉性，他们没有因为自己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成为掌权的重臣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他们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没有被谗佞小人所利用。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政务时，有一个县令郭祥给皇帝上书，请求将国家大事都交与王安石策划决断，凡是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要罢免不用。神宗皇帝看了后感到很诧异。有一天，神宗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吗？此人的才能似乎可用。”王安石不知道事情原委，便实事求是地说：“我不久前在江东时，曾知道一些他的为人，他能说会道有辩才，说话也显得亲热，但行为轻浮不够老实。不知是何人推荐，让皇上知道了？”神宗拿出郭祥的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这样的人推荐而感到羞耻，因而再三强调此人不可用，一直到神宗答应了才算完。

　　提高对君子小人的识别能力，坚持扶正祛邪

　　凡是头脑比较清醒，有一定用人实践的领导者，应该说对人才都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再加上有目的地考察、考验，基本上就可以分清君子小人。

　　南宋谢方叔官至宰相，他任监察御史时，曾给皇帝上书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皇上前后左右的人，凡是向皇上经常报告一些能引起人的警觉，使人产生忧患、危机、恐惧意识的话，那就是忠于皇上的；凡是经常向皇上进献一些可以高枕无忧、平安享乐之类的话，那就是不忠于皇上的。凡是报告水旱盗贼等灾情的，必定是忠臣；凡是说些谄媚讨好、掩盖真相之言的，必定是佞臣。”

　　洪武三十年（1397年）秋七月，朱元璋教导群臣说：“凡是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他是出于公心，而所做的事有时出现谬误，这是他的认识和能力不够，以致有了过错；若是因为私心，他的行为有谬误罪过，那是故意干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错误，在这里就可看出。”同样是犯了错误，是出于公心，能力不够，还是出于私心，故意为之，这是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区别，朱元璋接着说道：“君子的过错虽然微小却一定明显，小人的过错虽然很大却不显眼。这是因为君子办事直来直去，本来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小人善于修饰，本来就有很多隐蔽见不得人的行为。君主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微妙，那就无法区分君子与小人了。”看来，朱元璋讲的第二个区别在于犯了错误所持的态度：君子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小人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

　　观察判断一个人是君子之属，还是小人之列，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如上面所讲的，观察一个人的表现是诚实还是虚伪，对原则问题是坚持还是迎合，办事动机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以及对待所犯错误的态度是正视还是掩盖等，都是些行之有效的辨别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一些其他方法。例如有人提出看一个人怎么样，只要看他推荐的是什么人就可以了，“举荐人如果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贤者，那么他所举荐的人也会是贤者；如果举荐人是个不肖之徒，那么他所举荐的人也一定是个不肖之徒”。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百分之百，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还是存在的，因此这一办法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对于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来说，民心舆情始终是衡量一个人是好是坏的最佳标尺。宋仁宗时，罢免了夏竦的枢密使职务，由韩琦、范仲淹执政，蔡襄对仁宗说：“陛下罢免了夏竦而任用了韩琦、范仲淹，官员们在朝中庆贺，百姓们在路上歌唱，甚至高兴得饮酒叫好。”谁是贤臣，谁是奸佞，看看百姓的态度立刻就明白了。

　　克服自身弱点，听得进逆耳之言

　　唐太宗曾经指出，暗主昏君之所以容易被小人之言所迷惑，“真正的原因在于逆耳之言难以接受，而顺心之言容易听从。”他再三强调，做君主的对此一定要引以为戒。

　　小人往往都是先从溜须拍马入手，讨得君主欢心，得到一部分信任和权力，继而进一步蒙蔽和欺骗，得到更大的信任和权力。小人的欲壑难填，随着权力的增大，胆子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提高，欲望越来越高。待到条件成熟，那就不再仅仅是讨好皇帝得利了，而是要挟持皇帝为非。秦桧能害死岳飞，徐有贞能害死于谦，都是因为他们摸透了皇帝的心理，抓住了皇帝的软肋，挟持皇帝成为他们的帮凶。

　　小人得势，其途径无非就是对君主先是奉承迎合，继而蒙蔽欺骗，然后是利用甚至挟持操控；其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奉送财宝珍玩、进献淫声美色。人都是有一定弱点的，尤其是那些生于富贵、长于安乐的皇帝们，他们的弱点要比常人明显得多、明显得重。作为君主，如果没有励精图治的自觉志向，没有远离小人的自警意识，没有艰苦奋斗的自励精神，那就很可能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而成为奸邪小人的俘虏。

　　远离小人，不仅要做到对小人的溜须拍马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官场上阿谀奉承、迎合讨好的不良风气，营造实事求是、一心为公的政治氛围。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乾隆皇帝对内阁有很长的一段训示，其中说道：“总之，近来官员们办事相率表现出观望、迎合的陋习。包括中央的九卿、地方的总督巡抚，我不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谆谆开导，而这种风气仍不能改变。我对应该从宽处理的事，从宽了一两件，于是各位大臣就争相从宽处理事情；我对应该从严处理的事，严办了一两件，于是各位大臣就争相从严处理事情。从表面看来，似乎有令行禁止、与朝廷保持一致的气象，然而究其实质，是官员们争相迎合我的想法和做法，并十分尽心谨慎，大多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不考虑国家利益，胡乱揣度上面的意图，这乃是为了自己功名利禄的得失而趋利避害的对策。这与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想法和要求又怎么相符呢？”乾隆皇帝这些话，对那些不实事求是、专门伺察和紧跟领导意图的官场陋习，批得真是深刻透彻，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感到有很强的针对性。

　　赏罚分明，不姑息养奸

　　亲君子远小人，不仅仅是要求君主提高这方面的意识、提高识别能力、克服自身弱点，关键还要落实到用君子和退小人上。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不但重视举贤任能，而且同样重视惩处奸佞。

　　唐太宗把“任贤”与“去邪”看得同等重要，他说：“知道有才能的人而不提拔使用，就是失掉了人才；知道坏人而不罢免，就是祸患的开头。”唐太宗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个叫陈师合的监察御史，上书诋毁宰相杜如晦等人。唐太宗对大臣说：“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而国家治理得还称得上太平，是因为任用诸葛亮而信任不疑。我现在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是因为他们有才有德，陈师合对他们进行诽谤，是想离间我们君臣关系。”于是将陈师合流放到了岭南。

　　朱元璋进一步指出了“用贤去邪”必须坚定不移的重要性。在一次与皇太子及其他皇子的谈话中，他告诫道：“用人的根本在于明察奸佞和忠良”，“如果知道谁是忠良却不用他们，知道谁是奸邪小人却不去除他们，那么国家从此就要遭殃了。”

　　亲君子远小人的办法，如从原则上说，则比较简单，正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所说：“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做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两言（两句话）而足：正则用之，邪则去之；是则行之，非则改之。此理甚明。”但要落到实处，却是件复杂而有难度的事情。苏东坡是著名的文人雅士，看问题相对超脱。相对来说，前面列举的那些有实际经验和实际体会的政治家们，他们的言论更为深刻，更具实际作用。如将他们的言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首先，认识上要明确，思想上不能含糊。要认识到，去奸与用贤同等重要，用贤与去奸要同时并举。其次，“用贤勿贰”，选拔任用贤人不能三心二意，坚持用贤，奸邪之人则会远离。最后，“去邪勿疑”，去除奸邪态度要坚决，行动上不能犹豫不决。奸邪小人善于应变，不利条件下伪装巧饰，以退为进，而其性未改，若姑息养奸，则后患无穷。

　　总而言之，亲君子远小人实际是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强调并突出了“以德为先”“德行为本”的用人理念。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坚持亲君子远小人，用人方向就正确，就会出现贤人在朝、国家兴隆、百姓安定的政治局面；反之，则是奸邪当道、国家混乱、民不聊生。经过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亲君子远小人的用人思想不断丰富，实际已成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用人原则，在古代用人思想里占有重要地位。（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