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求贤若渴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治国理政，必依赖贤才；凡一心求治的君主，必求贤若渴。一提到求贤若渴，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我本来是一个布衣百姓，在南阳自己耕田种地”，“先帝（指刘备）不嫌我身份低贱，放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之中去看我，向我咨询当下国家大事，我因此而受到感动和激励，所以才答应追随先帝为他效劳。”如果刘备只是一般地希望得到人才，一般地做到谦虚待人，那他就做不到“三顾茅庐”。三顾而不厌，那必须是非常希望得到人才，招揽人才需要的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其实，“三顾茅庐”还不算最典型的，春秋时期还有齐桓公五拜小臣的故事。有一次，齐桓公决定去拜访一位小臣，去了三次都未见到。身边人劝阻道：“小臣是国家中地位卑微的臣子，您作为国君，亲自去了三次都未见到，可以不去了。”齐桓公不高兴地说：“这是什么话！我听说，一个普通的士人如不想升官发财，就不会轻易地委屈自己去拜见大国的国君；大国的国君如不喜好仁义，就不会轻易委屈自己去拜访一个普通的士人。纵然老先生不想富贵是可以的，但让我不喜好仁义，却是不可以的。”结果齐桓公五次去拜访，终于见到了小臣。齐桓公正是由于具备这样一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所以才会有不计前嫌，果断任用管仲为相的举动，终于成为天下霸主。

　　唐太宗对求贤若渴是有实际体会的，他说：“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意思是说，一心求治的君主盼望得到贤才的心情，就像农夫盼望有个好年景一样；贤达英明的帝王渴望得到人才，如同久旱的禾苗渴望得到一场好雨。唐太宗将他的思贤之情说得既形象又真切。

　　朱元璋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也表现得如饥似渴。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占了婺州，儒士许瑗前来见他，向他建议道：“平定天下，非收揽英雄，难以成功。”朱元璋非常激动地表示：“予（我）思英贤，有如饥渴。”朱元璋这样说并不夸张，只要听说有贤人，即使在穷乡僻壤，他也要千方百计请到身边。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的军队到了徽州，他听说隐居家乡的老儒朱升很有名气，便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从连岭前往石门山中，亲临其家，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很受感动，向朱元璋进献了三项良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九个字从宏观上确定了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基本战略方针。

　　能不能真正做到求贤若渴，使求贤收到实效，关键是要在思想上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求贤、怎样求贤。如果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没有重用贤才的打算，只是装出一副“若渴”的样子，沽名钓誉，或是在执行中将求贤当作不得不完成的一项任务，急于求成，那就不会招到贤才。古代在这些方面也有经验教训。

　　求贤不是为了装门面，不能口是心非，做表面文章。南宋时杨万里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言不讳地讲了如下意思：贤才能不能被招来，不光看君主发布的诏书，更重要的还要看君主是不是真喜欢贤才，是怎样地对待贤才。君主在诏书里说：“吾好忠而恶奸，好才而恶不才。”天下人看了后并不是马上就相信，不管忠的、奸的，有才的、无才的，都要来试一试。如果人们发现君主实际喜欢的不是贤才，而是奸邪小人，那结果就会与诏书上的要求正好相反，“求忠则得奸，求才而不才者至”了。

　　求才不能下达数额指标。宋英宗时曾发布诏书来纠正当时各地为完成数额指标而滥举人才的做法，诏书大意如下：朝廷“岁限定员”，每年给各地下达举荐人才的数额。于是问题就来了，各地长官关心的不是如何荐贤，而是如何完成规定数额，“一切取足以闻”，一切都以完成数额上报为标准。以至于“奔竞得售，而实材者见遗；请托得行，而恬守者被弃”，那些奔走钻营、请托走后门者如愿以偿，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恬淡自守的人却被遗弃。这样的举荐，别看搞得很热闹，实际只是“充数而已”。因此，现在命令中央和地方的臣僚们，在举荐人才时，“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下达举荐人才指标的做法，不独宋代有，好多朝代都实行过，如汉代实行的“察举”制度，就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要推荐一人，满四十万的推荐两人。建立科举制度之后，这种下达指标举荐人的做法已不占主流，只是有时皇帝出于某种需要下诏求贤时还用。不管怎么说，按指标举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就是有，暂时没有就是暂时没有；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上面下达指标不对，下面滥竽充数也不对，为了“博得头彩”而弄虚作假更不对，关键是要真正认识任用人才的重要性，树立求才若渴之心，以“务得人才”为标准，积极地去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这样才能收到实效。

　　求才不能搞强迫。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太武帝是鲜卑拓跋族，想得到汉族的支持，于是发下了举荐汉人贤士的诏书。但在执行中，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强迫威逼汉人贤士出来做官，闹得怨声载道。为此太武帝于延和元年（432年）再次颁诏，严令禁止强迫贤士为官，强调对贤士要以礼相待。诏书说：“古代君子，身居陋室，养志苦读，修成高尚品德，学有丰富知识，才为国家效力。有的贤士雍容雅步，再三征召才出来做官；有的贤士则急急忙忙，自己背着行李就找上门来。他们虽然出仕的方式各有所好，但都能够贡献社会，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各类招贤都应该文明礼貌地说清楚，进退自便，怎么还会发生强迫遣送的事呢？”“自今以后，命令各地举荐人才，地方官要大力宣传我虚心求贤的本意。贤士来京后，要隆重接待他们，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安排担任文官武将的职务，让他们承担政务。”此诏一下，汉族人才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应诏为官。

　　选拔录用官员对士人来说本来是件好事，但一搞强迫，自然会引起疑惧，好事变成了坏事。特别是一些贤人名士，本来就自尊心极强，更难以接受强迫命令了。朱元璋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明朝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由于当时明朝政权初建，官员奇缺，朱元璋便命令山东各州郡官员访取贤才和曾在元朝为官而现在闲居在家的人，举荐送往京都。有关衙门“询求严迫”，严格执行命令，凡合乎条件者一律遣送。结果那些曾在元朝做过官的人“多疑惧不安”，人心惶惶，“所在惊扰”。朱元璋对州郡官员的做法很是不满，又命中书省发榜安谕：“征召的人才，如果有不愿出来做官的，有关官府不许强迫遣送，听其自便。”

　　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贤不是求物，求贤必须尊贤重贤，求贤若渴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有名无实，附庸风雅。否则，将会事与愿违，终究是得不到优秀人才的。（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