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礼贤敬才 贤能尽来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唐太宗善用贤臣纳谏。

　　国家用人，当然是希望贤能之人越多越好，那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贤能之人增多呢？墨子说：“贤能之人是国家的珍贵财富和社稷的辅佐之才，‘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家的贤能之士才能得到并逐渐增多。”就是说，要想得到贤士并使之越来越多，必须做到使他们富有，使他们地位尊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使他们享有荣誉。

　　管仲老了之后，齐桓公忧心忡忡地问谋士宁戚：“管仲一旦去世，国家怎么管理呢？”宁戚说：“关键在于得贤而任之。”齐桓公又问：“怎样才能得贤？”宁戚回答说：“要开启贤士进身的道路，考察合格就加以任用，然后‘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这样天下的贤士就会纷纷前来投奔您了。”宁戚所说的“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与墨子所说的“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意思上差不多，都是说要使贤士的待遇优厚，并以礼相待。

　　为什么要给优秀人才以优厚待遇？自古以来，这个问题要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有两种人最不理解：一种是那些自己没能力，又不肯学习和吃苦，却专在待遇上攀比别人，极力主张平均主义的人；另一种就是那些糊里糊涂，既无识人之明，又不懂人才重要的领导者了。如果这种人只是一个小单位的领导，尚为害不大；如果君主如此，那国家就会走向衰弱了。

　　韩愈有一篇《马说》，用千里马比喻优秀人才。养一匹千里马与养一匹普通马，成本是不一样的，千里马一次要吃很多粮食，如果让它和普通马一样在马槽里吃草料，它吃不饱，力不足，能力和优势就表现不出来。使用优秀人才与使用千里马的道理是一样的。人们常说，“千军易得，一帅难求”。如果让一个优秀将帅，也同普通士兵一样扛着枪，背着包，气喘吁吁地急行军，那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运筹帷幄。如果一个君主这样对待将帅，那他就不用劳师动众地去打仗，干脆直接投降就行了。

　　大凡头脑比较清醒的君主都懂得给贤才待遇从优的道理，一般也是这样做的。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出身于少数民族、在马背上锻炼出来的君主，但他在崇儒尊贤、厚待人才方面一点也不逊色。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提拔重用了阿鲁浑萨理，并采用他的建议，建立集贤馆来接待从各地招来的人才。“凡饮食供帐，车服之盛，皆喜过望”，吃穿住行都超过了这些人才来之前的想象。对于那些不太合格的人，也给以赏赐，送他们回家。这时有一个在宣徽院任职的官员，认为集贤馆的供应太过丰厚了，就想搞点破坏，他将供应来京人才的物品饮食摆在内殿前面，希望皇帝看到这些东西。元世祖果然从殿前走过并问这是怎么回事，宣徽院那位官员赶忙报告道：“这是集贤馆每天供应一个人的东西。”元世祖一下就明白了，大怒道：“你想让我看见后减少它吗？即使十倍于此来接待天下人才，我还怕他们不来呢，更何况要减少它，那样谁还肯来呢？”这位官员被骂得羞愧而退。阿鲁浑萨理又对元世祖说：“国家设学校是培养人才之本，设立国子监培养博士弟子员，生活待遇也应优厚，这样可使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元世祖又采纳了他的建议。

　　求贤是不是只要给他们高官厚禄就能解决问题了呢？古人的经验是不行。因为对贤士来说，还有比待遇优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对他们要以礼相待，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看重他们的能力，珍视他们的成果。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月，朱元璋对管人事的吏部讲：“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这应该是对求贤之道的最佳概括。

　　求贤为什么还要待之以礼呢？你为我出力，我给你合适的待遇不就行了吗？雇工这样做或许可以，但求贤不行。孟子说：“对于一个人，如果只是养活他而不爱他，那就和养猪差不多；爱他而不恭敬他，就和畜养所喜欢的狗马差不多。恭敬之心在送给货币礼物之前就应具备。徒有恭敬的形式，而没有恭敬的实质，君子是不会被这种虚假的礼仪所留住的。”宋朝人陈亮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更透一些，他说：“天下可以单纯用高官厚禄引诱上钩的人，都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之士。”

　　敬贤礼贤，做君主的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不能在贤士面前端主子架子。春秋时的晋文公重耳在跟楚国交战，来到黄凤之陵时，鞋带开了，于是弯下腰来亲自系上。左右的人问晋文公：“不可以让别人给你系上吗？”晋文公说：“我听说，上等的国君，同他在一起的人都是他所敬畏的人；中等的国君，同他在一起的都是他所喜欢的好友；下等的国君，同他在一起的都是他可以任意支使侮辱的人。我虽然是个不怎么样的国君，但原来跟随先君的人还都在，所以我不能那样做。”像系鞋带、系衣扣这类事，自己能做的坚持自己做，而不劳烦、支使下属人员，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却能反映一个领导者的素养。

　　春秋时郑国的国相子产，也是个不爱摆架子的高官。子产去见一位叫壶丘子林的贤士，子产身为国相，与壶丘子林的弟子们坐在一起，坚持按年龄顺序就坐，而不讲究身份地位，并与他们真心诚意地讨论问题。

　　明孝宗也是一位“优礼大臣”的皇帝，他常常把大臣叫到自己屋子里，从容地讨论问题，和颜悦色。李东阳有诗赞道：“近臣皆造膝，阁老不呼名。”这说明孝宗对近臣都能促膝谈心，对内阁大臣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同样是优秀人才，由于性格、阅历、背景等的不同，其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骄傲，有的谦虚；有的大方，有的拘谨；有的已颇有名气，有的“绿柳才黄半未匀”，等等，对待他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

　　对待有点骄傲的人，《吕氏春秋》是这样讲的：“有本事、有特长的士人，原本对君主就有些骄傲、看不起；而不贤明的君主，也看不起有本事的士人。他们天天相互傲视，什么时候才能相互契合呢？”“贤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士虽然傲视自己，而自己越发对他们以礼相待，这样一来，士怎么能不归附他呢？士人归附了，天下人就会跟从他们归附。”优秀人才并不是各方面都完美无缺，有些骄傲也是常有的事，骄傲在一定的环境里也是会改变的。作为领导者，只要心想天下大事，完全可以开明一点，不必计较别人是不是瞧得起自己。正确的态度就是：你越骄傲，我越以礼相待。

　　傲视上司的情况虽然有，但毕竟是少数，傲视君主的情况就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情况是：臣子见了君主诚惶诚恐；涉世不深、阅历不多的人才，初见高级官员时还往往怯生生的。因此，礼贤下士应该是君主和各级官员的基本素质。史载：“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进见的百官往往望而生畏，举止失当。太宗知道这种情况后，每次见到有人奏事，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这样能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以便了解治国理政的得失。”皇帝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手握大权的大臣同样也有令人见而却步的情况。明代徐阶四十三岁时，就掌握了辅佐选用官员的大权，他将严格要求自己言行的诫语张贴在公务大堂上，用来自警。按照惯例，吏部高官接见一般官员时，说不上几句话，以显示自己的严肃和冷峻。徐阶说：“像这样子，怎么能广泛选拔人才呢？”于是他痛下决心，放下架子，用好言语、好脸色待人。接见地方官员时，尽量坐得时间长一点，细细询问各地的重要事情，以及吏治和民间疾苦，并间杂交流一些对百姓生活关切和同情的话，借这样一个谈话的机会更好地了解下级官员。见到徐阶的人自己也很高兴，愿意向他言无不尽，因而徐阶在官员中的声誉更高了。掌管官员选拔任用的部门，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正因如此，在这类部门中，大力倡导、牢固树立礼贤下士的作风，就显得尤为重要。（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