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识才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识才，就是正确地认识和识别人才，古人谓之“知人”。识才的涵义广泛，包括识别哪些人是人才，哪些人不是人才；判定人才属于什么类型，是治国人才还是治军人才，是理论人才还是技术人才，是开创型人才还是守成型人才，等等；判定人才的价值和层次，是杰出、优秀还是一般，等等。

　　识才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正确用人的前提。只有发现人才，才能使用人才；只有了解人才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者能不能识才，直接关系到国家能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晋代学者葛洪对识才的重要性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将美玉看成石头的人，也会将石头看成美玉；将贤才看成蠢才的人，也会将蠢才看成贤才。将石头看成美玉，还没有多大的害处；若将蠢才看成贤才，那将是国家要灭亡的征兆啊！”

　　对于用人者来说，遇到了人才，能马上有所意识，尤其是遇到了贤才，更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从而能抓住机会，使人才为我所用，这便使自己的事业有了成功的保证。如果人才与你擦肩而过，你却茫然不知，便是丧失了一次机会；如失去的仅是一般人才，那损失还不算大，如是杰出人才，那你很可能丢失的就是整个事业。

　　其次，识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识才，才能发现人才，给优秀人才一个展示才华，为国家、百姓、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吕氏春秋》中说：“舜在耕田捕鱼时，他的贤和不贤与后来当天子时是一样的。在机遇未到时，他和他的同伙耕种土地，兴修水利，编织蒲席和渔网，手足长满老茧仍坚持劳作，方能免除冻饿之苦。等他有了机遇当了天子，贤才往他身边聚集，万民称颂他，男女老幼都热烈地拥戴他。”同样是一个舜，在被尧发现和重用前后，其地位和作用竟有天壤之别！不言而喻，“识才”这一环节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汉代文人邹阳有一次游说梁孝王刘武，一口气列举了从三代至春秋战国的七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伊尹、姜太公、管仲、百里奚、宁戚、司马喜、范雎。着重说明他们在未被发现重用之前，曾分别是奴隶、贱民、囚徒、车夫、仆役等被人瞧不起的人，有的还受尽侮辱。邹阳最后总结说：“这七位贤士，倘若不遇上圣明的君主，几乎就等于乞丐一类，就像绵软的葛麻一样枯死于旷野而无人问津。”韩愈曾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名言突显了识才的重要和识才者的宝贵！

　　最后，识才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识才能激发人才的忠诚和奋进，极大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对于人才来说，能否遇上识才者，对于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能遇上懂得自己价值的人是一种机遇，很多优秀人才可能一辈子怀才不遇。所以，很多人把受到赏识和重用看作是用人者对自己的恩德，并为报答“知遇之恩”而竭心尽力，甚至死亦心甘，此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宋代大文豪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有一次在皇宫中值班，被召入便殿答话。宣仁太皇太后问苏轼：“你前年担任什么官职？”苏轼说：“臣当时任常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臣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问：“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说：“不是这样的。”苏轼说：“莫非是大臣们推荐的？”太皇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慌地说：“臣虽做事不够稳当，但也不敢从其他不正当途径获得提拔。”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宋神宗）的意思。先帝每次读你的文章，必然感叹地说：‘奇才，奇才！’但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你，就去世了。”苏轼听到这里，忍不住痛哭失声。不言而喻，这种感动会极大地激发苏轼对宋王朝的忠心，也会激励苏轼在通往最高文学殿堂的道路上不断攀登。

　　识才的重要性，彰显了识才者的宝贵。识才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人才的才能尚未充分表现出来之前，在人才未发达之时，能够透视人才的内质，发现人才的潜能，预测人才的发展。凡属真正的人才，凡是怀珠抱玉者，都希望用人者是识才者，能够慧眼识珠，拔识自己于未显之时。

　　唐代诗人杨巨源的《城东早春》这样写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那些初露才华的人才好比这初发的柳芽，虽然他们的学问“半未匀”，还不够成熟，但却透出一股蒸蒸日上的“新春”气息。发现人才，正当其时，如果等到他们才华毕露“花似锦”时，那人人都会欣赏，大家都成了“看花人”，哪里还显得出用人者的识才慧眼呢？（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