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识别人才重考察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识别人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有的人口是心非，善于伪装；还在于，即使是真实的表现，有时也会令人难以判断是好是坏。对于辨识人才之难，古人多有论述。其中，元代人胡祗论述较为全面。他说：“辨识人才最为困难，因为有些事情往往似是而非。有人刚直、开朗，看上去像是说话刻薄不留情面；有人柔和、懦弱，看上去像是忠厚老实；有人廉洁守法、坚持原则，看上去像是保守固执；有人头脑清楚而拙于言辞，看上去像是无能；有人并无真才实学而能言善辩，看上去像是很有才能；有人头脑迟钝、不学无术，看上去像是城府很深；有人总爱攻击、诽谤别人，看上去像是端方正直；有人对人比较厚道、隐恶扬善，看上去像是讨好拉拢别人。一一考究起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才的优劣真伪，往往混淆不清，难以辨识。”辨识人才不容易，那么古人是如何辨识人才的呢？

　　尧是传说中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圣明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在晚年为选拔接班人曾广泛征求意见，他身边的人给他推荐了几个，他都认为不行，尤其是有人推荐了尧的儿子丹朱，尧坚决反对，说他是一个“顽凶”，不能用。可见尧对选拔接班人有明确的标准，并坚持原则，他决心要找到一位能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大家推荐了生活在民间的舜，尧说自己也听说舜的品德很好，但也不能盲目地用，“我要考验考验他”。尧是怎么考验舜的呢？他采取了五项措施：第一，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通过她们来观察舜的品德，结果舜处置得当；第二，让舜在百姓中推行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百姓都能遵从；第三，让舜承担各种管理工作，结果各项管理都井井有条；第四，让舜到四门主持接待宾客的事，结果四门的接待工作都搞得很好，来朝贡的诸侯和远方客人对舜很敬重；第五，尧又让舜到山林大泽之中去办事，正遇上狂风暴雨，舜仍然镇定前行，不慌张迷乱。经过这些考验，尧认为舜是圣人，于是召见舜说：“你考虑事情周到细致，而且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你登帝位吧。”我们可以看到，尧采取的这五项考验措施，除了把女儿嫁给舜之外，其他几项都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通过实践进行考察的办法，让舜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并到艰苦地区接受了考验。

　　通过实际考察、实践检验来辨识人才，而不是单凭主观印象，更不凭道听途说或者请托介绍，这是古人辨识人才的基本方法。许多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

　　管仲认为：对一个人，“仔细察看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那么他的优点和缺点就可以知道了；观察他与之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么他这个人是好是坏，也就很清楚了。”

　　元代张养浩，是个有名的宰相。他讲：“皇帝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了；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了。然而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贤不贤呢？询问众人就可以知道，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看他举荐什么人就可以知道。”

　　古人关于通过实际考察来识别人才的论述，即使今天读来，仍大受启发。比如，我们现在考察干部，有一条“群众公认”原则。这条原则无疑是坚持了实际考察的观点，因为只有到群众中去考察，才能知道群众是否公认。值得提出的是，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也主张群众公认原则。

　　古人为什么重视群众意见，因为他们也懂得“公论”和“私意”的区别。朱元璋就说过：“众人都憎恶的人，即使当领导的一人喜欢他，但他未必是好人；众人都喜欢的人，即使当领导的一人讨厌他，但他未必坏。因为‘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由此可见，说古人也主张群众公认原则并非虚言。

　　孟子说：“左右（跟前的人）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上层人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发现真的好），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些论述涉及两个用人原则：第一，“国人皆曰贤”，这是群众公认原则，其中对“群众”要作分析，光是领导者身边的人不行，光是领导干部也不行，应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第二，全面考察（考核）原则，弄清了群众意见之后，还必须进行实际考察，只有通过全面考察，才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面情况，决定用与不用。

　　明代的米国桢明确提出“察吏于民”。他说：“老百姓虽然愚钝没有文化，但英明的君主在选拔官吏时，必定要使百姓参与其事。凡是士人和普通百姓称赞说好的人，英明的君主就加以考察，如证明他确实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就提拔重用。凡是士人和普通百姓对他感到苦恼的人，明主也要加以考察，如证实了百姓都说他不好，就将他降职或罢免。所以仁义之君选用官吏决不会草率胡来，必然要得到百姓的赞成，然后加以任用，这便是百姓和君主的一唱一和。所以，了解百姓的意见，是选拔官吏的必经程序，先要‘察吏于民’，然后再予选拔或降免。”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具深度的。

　　古人除了提倡在实际考察中重视群众意见外，还提倡在实际考察中重视人在自然状态下基本品质的表现。司马光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出任宰相时，推荐刘器之担任馆长，他对刘器之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回答说：“因为我跟您是老朋友吧。”司马光说：“不是的。我没做官在家闲居时，你每逢过节都来问候，从未间断；但我当了宰相以后，人们都来问候，却只有你连封书信都没有。这就是我推荐你的原因啊。”刘器之在司马光未发达时，与之交往不断；司马光有权有势时，他却悄悄地躲到一边去了。这说明刘器之与司马光交往不是为了“利”，而是出于朋友的“义”。不趋炎附势的人更值得信任。从识才角度看，司马光是通过日常观察，特别是通过对刘器之前后两种表现进行比较，发现了刘器之的人品高尚。

　　从以上古人的叙述中，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四点深刻而有益的观点：其一，辨识人才要重视实际考察，而不是根据个人恩怨好恶主观臆断，也不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毁誉之言。其二，在实际考察中要重视群众意见。其三，在重视群众意见的同时，对“群众”要有一定分析。其四，识别人才，不但要重视有组织的集中考察，也要重视随时随地的观察。（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