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量才授官 人事相宜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管仲病榻荐相。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量材（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即根据才能大小来授予合适的官职，根据品德高下来确定适当的地位。“量才授官”一直是古人公认的一条用人原则。“量才授官”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人事相宜”。所谓“人事相宜”，就是用人和治事相适应、相协调，职得其人，人称其职，人尽其才，事竟其功。围绕“量才授官”“人事相宜”的用人原则和用人目标，古人亦有不少的精彩论述。

　　为官择人，人称其职

　　“为官择人”是实现人事相宜的重要手段。这里的“官”是指官职，不是指官员。“为官择人”就是根据职务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称职的人来担任，反对因人设事。唐太宗十分强调“为官择人”的重要性，他讲：“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按照官职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国家就能治理好；相反，为了照顾安排人而选择官职，国家就会混乱。

　　“为官择人”说起来很轻松，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古今用人实践中经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人择官”，因人设事。领导者往往看到某人或某群人有功劳了，或资格老、有苦劳了，甚至觉得与自己亲近、顺意、顺眼，就想提拔他们担任更高的职务，而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职务的要求，甚至额定职务已经满员，还要再新设一些职务以满足安排人的需要。

　　据《隋书·柳彧传》，隋朝初年，隋文帝多任用武将担任各州的刺史（行政长官），结果“类不称职”，即一般都不称职。柳彧担任治书侍御史，忠诚正直，敢于直言。他上表给文帝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代明君，他出身平民，但深知人才各有长短。他与身边二十八员武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成之后，这二十八员开国武将没有一人担任行政职务（‘无所任职’）。”在称赞了刘秀的正确做法之后，话锋一转，柳彧继续说道：“刚才我看到诏书上任命上柱国（勋位第一等）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已年近八十，到了迟暮之年。以前他任过赵州刺史，由于职务上的事他不懂，政务都交给手下一伙小人处理，结果是贿赂公行，百姓怨声载道，编出骂他的歌谣到处传播。”最后，柳彧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俗话说，‘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这就是说人各有所能。和干子精于弓马武艺，这是他的长处，但管理百姓，履行职务，他就不懂了。陛下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日夜操劳，如果说是优待尊敬老臣，自可多多赏赐金钱布帛；如果任命他担任刺史，那国家损失就太大了。”隋文帝听了直说好，便免去了和干子的职务。柳彧这段话有一个看点，就是说人各有所长，“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如果纺织问农夫，耕种问妇女，肯定不行。以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公职，尤其是那些重要职务要挑选合适的人来担任，不能作为奖品、礼品随意送人，否则国乱民怨，损失重大。

　　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张用人所长，有时还考虑更细，根据职务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作风相合、性情相符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北宋真宗时，秦州是边远地区，曹玮在知州这个职位上任职时间很久了，多次请求替换。真宗问宰相王旦谁可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真宗于是就任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朝廷众官议论纷纷，都说李及虽然谨慎、厚道，品行可靠（“谨厚有行”），但不是戍守边境之才，接替曹玮将“不胜其任”。王旦听到大家的议论也不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从边境传来了赞扬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说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这才说出了他推荐任用李及的考虑，他说：“曹玮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对他惧怕而顺服。对于边境事务，曹玮都已妥当处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别人去接替曹玮，必然为了表现自己聪明能干，对曹玮的章法多所变更，从而破坏了曹玮多年治边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之所以举用李及，只是因为李及稳重厚道，一定会严格遵守曹玮的规矩和处理方式而已。”听者叹服不已。

　　大材大用，小材小用

　　用人如器，人无弃才，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才同等重要。人才各有所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用人者务要因才使用，量才授职，不可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

　　王安石在讲到“任人之道”时，非常概括地说：“人的才能有高低区别，人的品德有厚薄不同，所以给他们安排的职务，就可能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王安石进一步说道：“让那些德厚而才高的人担任长官，让德薄才低的人担任属员。”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两个对这个问题似乎说得更加具体：“世间并不缺乏贤人，问题是你的求贤之道是不是正确。”正确的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能胜任宰相职务的人，任命他做宰相；能胜任卿大夫一类职务的，让他做卿大夫；有办法能治理好州郡的人，派他去担任刺史；有能力管好一县政务的人，派他去做县令。各类人才各得其任，各项工作就会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国家还不能治理好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明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选拔官吏的事，明成祖将他教导了一番，话讲得简明扼要，其中说道：“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才优者使治事”，比如，翰林院一般都是选拔学识渊博的人在其中供职，负责兴修水利的官职也需要由治水人才来担任等。“德厚者令牧民”，“牧民”当然也需要有一定才能，但对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来说，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厚生爱民，比要求他们才华出众更为重要。

　　用人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到用人得当、人事相宜，并非易事。如果只是简单地作一番考察，找了一些例子证明某人忠于朝廷、清正廉洁，且能办事，又善言辞，便认为是德才兼备，提拔重用，这恐怕距离真正的用人得当还差得远呢！按照一定的固定格式去套用、衡量一个人的德才情况，最多算是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或表面情况。要想做到人事相宜，还需要掌握该人的性情特点、思想方法、处事方法等。《吕氏春秋》讲了一个用人实例：春秋时齐国的国相管仲得了重病，依靠管仲而称霸诸侯的齐桓公马上想到了国相让谁接班的问题。管仲让齐桓公先说看谁合适，他来参谋。齐桓公第一个提出鲍叔牙，管仲马上回答说“不可”。我们知道，齐桓公刚即位时，是打算让鲍叔牙担任国相的，而管仲当时是齐桓公的仇人，齐桓公本来要杀他，是由于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才请管仲担任国相的。就是说，鲍叔牙是管仲的知己和恩人，而且按照一般标准，鲍叔牙也绝对算得上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那么，管仲为什么说他担任国相不合适呢？原来管仲有更深的考虑，其理由是：“鲍叔牙为人清正廉洁、清高正直。见到不如自己的人，就不愿与他交往；一听到别人的过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看来，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洁身自好，嫉恶如仇，但不能宽容人、团结人，所以不适合做国相。齐桓公于是又问隰朋是不是可以，管仲回答说：“隰朋这个人，自己的志向很高而对别人要求很低，自愧不如黄帝，而体恤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事，有些不必过问的就不过问；他对于日常事务，有些不必知道的就不去了解；他对于人，并不是事事都那么较真，有些过错就装作没看见。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选的话，那隰朋就可以了。”

　　做事总有出差错的时候。用人也是这样，即使认认真真地按照职位要求去选拔人才，也会发生任用不当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及时调整。西晋时候有个叫庾峻的，曾任御史中丞、侍中等职，是当时官场上公认的“有才思”的人。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针对当时“九品中正制”按家庭背景定品授官的弊端，提出了“随才任官”、建立奖惩制度、建立退休制度等建议，其中说：“如果官员能力小，不能担任较高的职务，就可以降职到较低岗位上，这也是‘使人以器’啊。”

　　选人之前，首先明确和坚持“为官择人”的原则，反对“为人择官”；选人之中，坚持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选人之后，可以适时调整，做到人事相宜。这是古人给我们提供的一套完整有效的用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