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公正持衡 公平用人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公平公正是治国要略之一。房玄龄在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中说：“我听说治国理政最要紧的道理，确实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帝王之道坦坦荡荡；不结党不偏私，帝王之道平平安安。’”

　　清雍正四年，皇帝御书四个大字作为匾额赐给吏部，这四个大字是：“公正持衡。”“持衡”就是保持公平，“公正持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正公平”的意思。这说明雍正帝认为，作为全国官吏主管部门的吏部，最要紧的就是要做到公正公平。实际上，这不是雍正帝自己的认识，是他积累了历史上的经验之谈。重温一下古代政治家的有关经验和论述，对于在今天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不无益处。

　　反对任人唯亲

　　唐太宗是在公平用人方面为人称道的帝王之一，有一次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凡懂得如何做君主的人，必会以天下为公，对人不会有厚薄之分。当年的诸葛亮，只是一个小国的丞相，还说‘我的心像秤一样公平，不论亲疏，不分谁轻谁重’，更何况我如今是在治理一个大国呢？”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欲提拔长孙无忌为司空（唐代司空即工部尚书）。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所以他再三推辞说：“我是外戚，让我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恐怕大家说陛下偏心。”唐太宗不允许，说：“我是根据官职的要求选择人，一切以才能为标准。如果无才，即使是亲属也不会用，像襄邑王李神符，我就没用他；如果有才，即使过去是仇人我也不会舍弃，像魏征等人就是这样。今天任用你，是因为你合适，并不是偏向亲属。”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他想到自己成功了，也应该让亲戚们沾沾光。于是他派人找到了马皇后的亲族，打算授以官职。没想到这位在他微贱时就嫁给他，一直与他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却表示反对，并讲出了一番大道理。她说：“国家设置官职和爵位，应当授予贤能之士，而我娘家亲属中未必有合格的可用之才。况且我听说以往朝代的外戚之家，大多骄纵奢侈，不守法度，有的甚至因此而招致全家败亡的。如果陛下要给我的家族加恩，那么多给他们一些赏赐，使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够了。若他们中果然有贤才，自然应该任用；若是庸劣无才还让他们做了官，他们肯定会恃宠而骄，招致败家之祸，这正是我所不愿看到的。”朱元璋听后，便打消了让马皇后亲属做官的念头。

　　不搞任人唯亲，那对亲属中的德才兼备者还能不能用？唐太宗重用了妻兄长孙无忌；马皇后也说如果亲属中果有贤才，自然应当用。但任用亲属，会不会招致别人的误解和议论？对此应当怎么看？应如何把握？古人亦有说法，其中司马光说得就比较全面。他说：“我听说正确的用人方法是，没有亲近疏远、新识故交的区别，只有是贤是不肖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人未必是贤才，却因为是亲属或故交而任用了，这当然是不公正的；如果一个人是贤才，却因为他是亲属或故交而不用他，这也是不公正的。”这段话把道理讲清楚了：坚持用人以公，反对任人唯亲，并不是说凡是当权者的亲属一律不能用，关键是要坚持用人唯贤。司马光认为，只要坚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在整个任用过程中不掺杂“毫发之私”，那就不管你用的是不是亲属故交，都是用人以公。

　　破除门户之见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随后又逼李渊让位，自己登上了皇位。摆在唐太宗面前的首先就是如何用人的问题，即如何摆正秦王府旧人与原来太子东宫和齐王府旧人之间的关系。史载，唐太宗初即位，中书令（中书省长官，相当于宰相）房玄龄上书说：“原来秦王府的旧臣，现在还没有被封官的，都在抱怨原来太子和齐王手下的人反倒比自己先受到重用。”唐太宗毫不客气地对这种言论进行了批驳，在列举了古代用人以公的例子之后说：“我与你们的衣食都来自百姓，百姓的贡献已奉送给朝廷，而朝廷还没有什么好处给予百姓。现在之所以要选拔贤才，就是为了报答百姓，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用人时只看他能否称职，怎能以是新人、旧人来区分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觉得亲切，何况是旧人，我怎么会忘记他们呢？但若才能不合格，又怎么能因为是旧人而先用？现在不说他们有没有才能，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公平公正的道理吗？”

　　唐太宗破除门户之见，用人以公，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成祖朱棣就对唐太宗的做法特别推崇。明成祖朱棣在用人时也有个如何对待建文帝旧臣的问题。永乐四年（1406年），有一位武臣进言说不应该再让黄福担当重任了。朱棣问：“黄福不如你吗？”这位武臣回答说：“黄福是建文帝的旧臣，再说他近来也有过错。”于是朱棣教育他说：“君臣相处，贵在能够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而不可存有疑心。唐太宗做君主，王珪、魏征最初都是太宗的仇敌，而太宗对他们一视同仁，用之不疑，他们两人也能尽心尽意地辅佐朝政，知无不言；尉迟敬德原来也是太宗的仇敌，后被太宗抓获并重用，便得到他的拼死效力。这都是因为太宗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用人以公，所以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如今我用人同样不分新旧，只要是贤才就用，哪里还能存在一丝一毫的偏见呢？对于有过错的人，我们一定要体谅他的实际情况，能够容纳他；对于确有才干的人，我们一定要以诚相待，放手使用。君主如能以诚待人，则人人都乐意为国尽力；君主如时常怀疑别人，则人们就会苟且偷安，希图逃避责任，谁还肯尽心呢？你从今以后要慎重一些，不要再随意胡说了。”

　　不计恩怨

　　人与人之间，常常有些恩恩怨怨的事。用人者如对恩怨之事耿耿于怀，用人时不能与恩怨脱钩，则势必会影响公正用人，就更不用说那些打击报复的事了。因此，那些不计恩怨、公正用人的人和事，就显得极为可贵，历朝历代都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并传之久远。

　　曹操在使用人才上却常有宽宏大量、不计恩怨的不俗表现。例如，陈琳是一个很有见识和才华的人才，他曾是东汉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因不听他的劝阻和计谋而招致杀身之祸，他只好跑到冀州袁绍那里避难。袁绍让陈琳负责起草文件，其中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檄文写得才华横溢，淋漓尽致，不但骂了曹操，还骂了曹操的父辈、祖辈。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附了曹操。曹操对他说：“你过去为袁绍写檄文，只列我的罪状也就算了，要骂也应该限于我自身，为什么连我父祖都要骂呢？”陈琳急忙谢罪，曹操爱惜他才华，对他既往不咎，并任命他和阮瑀担任司空军谋祭酒。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与娄师德同在朝中担任宰相。狄仁杰常常排斥娄师德。武则天问狄仁杰：“我这样重用你，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狄仁杰回答说：“我是凭文章和道德进身仕途，并非靠他人提携帮助的碌碌庸人。”武则天沉吟半晌说：“我当初对你并不了解，你之所以得到重用，实在是由于娄师德的大力举荐。”于是叫左右的人拿来文件箱，从中找出十多份娄师德举荐他的奏表，交给他。狄仁杰看后十分不安，直说自己错了。武则天没有责备他。狄仁杰走出皇宫后，感慨不已地说：“我没想到娄公这样宽容我，而娄公从未表现出因施恩于人而自鸣得意的样子。”

　　杜绝走后门

　　在选拔任用人才的过程中，降低规定的任用标准，违反规定的选拔任用程序，而通过某种关系，达到被任用的目的，这种现象，今之谓“走后门”，古代称“夤缘请托”，历来是影响用人公平的一大弊政。历史上，反对走后门，并以实际行动抵制走后门的，也是代不乏人。

　　三国时有个叫毛玠的人，年轻时在县里当吏员，以清廉公正闻名，后辗转到了曹操手下做事。曹操任司空和丞相时，毛玠曾担任东曹掾，与崔琰一起主管选拔人才的事。他所选拔的人，都是清廉正直的人。有些虽在当时负有盛名但行为与实际不符的人，始终没有机会被选拔。当时曹丕是五官中郎将，曾亲自拜访毛玠，嘱托毛玠提拔他的一个亲信。毛玠回答说：“老臣我以能够忠于职守，才侥幸没有犯错误。您今天所说的这个人不在提升之列，所以我不敢照您的意思办。”

　　古代有关以身作则，不给亲属开后门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明朝的吏部尚书王翱有一个女儿嫁给畿辅（京城附近地区）的一个官员。王翱的夫人很爱女儿，但每次派人去接女儿时，女婿却总是不轻易放她走，而且还恼怒地说：“你父亲掌管官吏选拔任免大权，调我担任京职，你就可以朝夕陪伴母亲了。况且调我入京就像秋后摇晃树枝振落黄叶一样容易，又何必这么不痛快呢？”女儿让人把这话传给了母亲。有一天晚上，夫人特意置备了酒菜，然后跪下请求王翱调女婿进京。王翱听了怒不可遏，抓起桌上的器皿朝夫人扔去，把夫人击伤了，仍怒气未消，竟离家驾车到朝房去住，十天后才回家。女婿始终没有调入京城。王老头看来有点倔，为此事竟然击伤夫人，但可看出他对走后门深恶痛绝，尤其是家人竟把要求自己开后门看作理所当然，更让他难以容忍。像王翱这样的官员，手握大权，而绝不以权谋私，严于律己，公心可鉴，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