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宽诚乃待士之道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爱护人才，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让人才干得舒心，干得放心，能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所知所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创造一种能够使人才贡献才智的宽松环境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需要。明智的领导者在给优秀人才营造宽松工作环境方面都是尽全力而为，有的还考虑得比较细致。

　　宽和待下，建立领导者与人才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

　　礼贤下士，对下属待之以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有些做领导的，文化修养不高，历史知识缺失，认为当领导就应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样子，因而拿腔作势，傲慢无礼，故作威严，其实这样反而显得俗气。有学问的人，干大事的人，都追求一个和谐。上下和谐，左右和谐，则无事不成，无往不胜。春秋时，晏子经常与齐景公讨论治国之道，有一次，晏子又问齐景公说：“您坐朝听政的时候很威严吗？”齐景公反问道：“坐朝威严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晏子回答说：“如果君主坐朝听政过于威严，那么下面的臣子就不敢说话；如果臣子不敢说话，那么君主就听不到下情了。臣下不敢说话叫作哑，君主听不到下情叫作聋。上聋下哑不是有害于治理国家，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一些明君，都很注意礼贤下士，宽和待下，尽量让臣下在自己面前别太拘束。唐太宗应当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之一。《资治通鉴》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大臣们呈上的奏书都写得比较好，有很多可供采纳的意见，但当面回答我的问题时却表现不怎么样，不是回答不上来，就是语无伦次，这是为什么啊？”魏征回答说：“据我观察，各部门大臣报告事情，一般都是考虑好几天，但到了您跟前说的时候，能够表达出来的不到三分之一。何况那些提不同意见的，更是违背了您的本来意思甚至触犯了忌讳，如果陛下不表现得和颜悦色，他们哪里敢尽情表达呢！”唐太宗深以为然，在以后接待群臣时更加注意，无论是语言还是表情都非常温和。他还说：“隋炀帝对大臣们多猜忌，在朝堂上对群臣总是板着脸不说话。我却不是这样，我和群臣亲如一体。”

　　与唐太宗这种比较明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隋炀帝为代表的另一类愚蠢而粗鄙的表现。隋炀帝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在群臣面前总是端着架子板着脸，而且自以为是，说一不二，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只看对自己的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就是忠，反对的就是不忠。在这种气氛下，君子贤人不敢说话，谄邪小人只管奉迎。魏征曾谈到他在隋朝时的一段亲耳所闻：当时发生了一桩盗窃案，隋炀帝下令叫於士澄搜捕。於士澄凡觉可疑的，就严加拷打，结果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隋炀帝就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同日斩决。大理丞（法院官员）张元济认为这个案子有些奇怪，就试探着调查其实际情况，发现其中有六七人，在盗发之日还被关在别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也遭到审问，由于经受不住拷打折磨，诬称自己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审问，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人在案发当天行踪不明，而且官吏中有对他们熟悉的，这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贼。但是这样一桩特大冤案，有关部门却因为隋炀帝已经下令处决，就不再据实上奏，便把两千人一起杀掉了。这样的国君怎能不成为亡国之君？

　　坦诚相待，增进领导者和人才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有些领导者驭下严厉，但同为严厉，情况又有不同。其中有的领导者严厉而讲原则，按制度、规定办事。制度、规定在古代又称“格”，现在常用的“破格”“格外”中的“格”就是这个意思。认真按制度规定管理下属，按说这不叫“严厉”，而应叫“严格”。严格管理，处治以公，下属一般是服气的。严厉者，往往对自己要求不严，而对别人要求过严，不管别人怎么做都很难令自己满意，于是动辄训人，有的甚至喜欢整人，搞得气氛很紧张。南宋时做过秘书监的杨万里曾批评说，有些君主一方面下诏求贤，可另一方面却对人才百般挑剔，“天下的人才，发表一则见解就被说是狂妄自大，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就被说是装腔作势，干一件成功的事情就被说是没事找事，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而君主却在那里说‘天下真无才啊’。像这样，就是一顿饭的工夫叹息九次，一天内下求贤诏一百次，天下那些敢说敢为的、忠诚贤良的优秀杰出人才，也还是不敢相信而前来报效朝廷的”。人才如果在这种氛围中工作，自然没有积极性可言，只能是穷于应付，虚于应对，作用很难发挥，人才自身也难以成长。

　　关于应该如何对人对己，韩愈在其著名文章《原毁》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原文朗朗上口，是这样说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意思是说，古代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们要求别人宽松而简单。要求自己严格、全面，所以自己就不会懈怠；要求别人宽松、简单，只要别人有一点长处，做出一点成绩，就加以鼓励，别人就乐意继续努力做好事，继续进步。总之，君子要严律己，宽待人。凡有君子之风的领导者，一般都是礼贤下士，对人才宽厚宽和。

　　理解是相互的，领导者要求下属理解自己，领导者也要注意理解下属。有时，领导者主动理解下属，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国时期的孙策，在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张昭，他非常高兴，任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带着张昭去拜见自己的老母，就好像是从小的朋友一样亲切信任，不论是文是武的事，都交给张昭去办理。张昭每次收到的后方官吏和士绅的报告文书，都是称赞张昭如何正确、能干，将一切功劳归于张昭（应主要赞美孙策才好），张昭想秘而不宣，不让外人知道这些报告的内容，又怕有秘密活动之嫌；若将这些报告文书内容公开，又怕别人误解是突出自己等，反正是进退不安。孙策听说了这件事，欢笑着说道：“从前春秋时管仲担任齐国的国相，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人们谈起齐国富强的原因，一是归功于‘仲父’，二还是归功于‘仲父’。但不管如何赞美他，他辅佐的齐桓公却成了春秋的第一霸主。现在子布（张昭字）你贤德有才，我能用你，你的功劳和名誉难道就没有我的份吗？”当群众把功劳和荣誉归于自己的下属，而不是归于自己的时候，很多领导者是受不了的，轻者也要找理由敲打敲打下属，让他“端正”认识，“不要翘尾巴”，重者甚至对下属打击排斥，不一而足。孙策则是大将风度，为自己能有闻名于外的下属而欢欣鼓舞。在这样的领导者下面干事，人才就不会一直像张昭开始那样“进退不安”，自然就可以疑虑全消，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

　　导人使言，让人才敢于讲真话，敢于提不同意见

　　导人使言，就是引导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创造让人敢于讲真话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当年多次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唱霸王别姬。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专门讲给各级领导干部听的，讲得充满哲理。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有没有让人敢于讲话的政治气氛，并不是小事一桩，而是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情。一个励精图治、希望国家强盛的君主，必定会关心人才使用问题，也必定会关心政治风气问题。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样的君主叫‘明君’，什么样的君主叫‘暗君’？”魏征回答得非常精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就是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来历，其意的确深刻。魏征以尧和舜两位古代圣君为例，说由于他们广招天下贤士，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因而心明眼亮，对天下的事情无不知晓；又以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为例，说他们因为偏听偏信，本来天下已乱，他们还被蒙在鼓里认为太平无事，结果只能是惨遭败亡。

　　唐太宗对于魏征的精辟见解是“甚嘉其言”，深以为然。魏征经常对朝政提出批评，对唐太宗提出劝谏，所涉及的事项前后达二百多件。唐太宗大都当场表态予以采纳，并多次在大臣面前对魏征称赞不已，表扬他忠直敢谏，见解深刻，有时还赐钱赐物，予以奖励。对此，魏征是这样回答唐太宗的：“由于陛下您‘导臣使言’，所以我才敢直谏；倘若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冒犯龙鳞，触犯忌讳呢？”魏征这几句话不完全是歌颂唐太宗的，也是实话实说。从一个角度看，魏征忠贞可嘉，敢于直谏；从另一角度看，是唐太宗虚心纳谏，臣下才敢于直谏。在唐太宗导人使言的政治环境里，逐渐形成了一批敢于提意见、讲真话的人才队伍，他们直言不隐，为唐朝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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