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不以一眚掩大德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优秀人才，也难免有时会犯错误。爱护人才，就要允许人才犯错误，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要分析错误的产生原因、性质、大小，并作出恰当的处理。对于大多数犯错误者而言，应该是“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这些都是现代人们很熟悉的对待犯错误者的正确态度。古代一些明智的用人者，在对待下属犯错误的态度上，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他们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小过废人才，体现了对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关心和爱护。

　　对于官员所犯错误，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要区分错误的性质和轻重。这一点，古今同理。但如何区分，古今就各有不同特点了。在古代，官员有违法违纪行为，无论属于刑事责任，还是属于行政责任，统称之为“犯罪”，然后再区分“公罪”和“私罪”。一般来说，凡是在工作中的过失性犯罪（错误），都属于公罪；属于因私、故意，特别是与政事及官员形象有密切关系的违法违纪行为，如贪污受贿，则属于私罪。处理原则是公罪从宽、私罪从严。所以古人在强调“不以一眚掩大德”时，大多是指公罪性质的错误，并不是宽大无边。

　　“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个成语。“眚”（shěng）在这里是过错的意思，“德”在这里是功绩的意思。“不以一眚掩大德”，就是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个别错误而抹杀他的重大功绩。为什么要“不以一眚掩大德”？唐太宗讲：“不因为一点不好而忘掉了他的所有好处，不因为小的过失而掩盖了他的全部功劳。设官分职，要做到人尽其才。”宋太祖赵匡胤则说，对于堪当大任的人才，“如果用其长，也应该护其短”。可以说，古人在待人过错方面，确有许多认识和做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在此不妨略举几则来说明问题。

　　分清主次，不因小失大

　　楚庄王曾设宴招待群臣，大家吃到日暮时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庄王命人点上灯烛继续喝，并让爱妃许姬给百官敬酒。忽然一阵风把灯烛吹灭了，有人趁机拉扯许姬的衣袖，许姬顺手拽下了那人的帽缨，回到庄王跟前说：“刚才灯烛熄灭时，有人拉扯我的衣袖，我已拽掉了他的帽缨拿在手中了，快点上灯烛，看看谁没有帽缨。”楚庄王说：“我赏赐百官饮酒，致使有人酒醉失礼，怎么可以为了显示妇人的节操而去羞辱我的官员呢？”于是命令左右说：“今天你们与我饮酒，都要把帽缨拽掉，不然喝不痛快。”出席宴会的官员有百余人，大家都拽去帽缨，然后才点上灯火，终于尽欢而散。在这里，楚庄王是有意掩盖醉酒失礼者冒犯自己爱妃的错误。

　　北宋英宗时，有一年皇帝率领百官在南郊祭天，尚书省特意设宴招待百官。有一名郎官叫王易知，不够检点，饮酒过度呕吐。御史到英宗面前弹劾他有失礼仪，英宗却宽恕免罪。宰相韩琦又来奏闻，英宗说：“我已说过免他的罪了。”韩琦援引前朝旧例，提出对失仪官员不能赦免。英宗说：“当然，失仪属于受轻罚的错误，也不会重罚。然而让一位士大夫因酒食而受惩罚，使他太没有面子了！”最后还是赦免了王易知。看起来，御史和宰相坚持原则也没什么不对，在重大场合喝酒呕吐，确实有失礼仪。但宋英宗的处理方法却更人性化，尤其是在朝堂礼仪被看得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里，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对人才多给予一些人性化的关爱，正是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

　　就事论事，不无限上纲

　　暮年回首，总感到人生是短暂的；但要一天一天地算起来，人生又是漫长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人很难保证自己的情绪没有失控的时候。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由于有些问题尚未理清和排解，郁积在心，可能会说出产生一定不良影响的话，或有其他不当举动。有时甚至在莫名其妙的一念之差状态下，比如要显示自己的胆大、幽默等，冲口而出，而没有考虑后果。如此种种，古今都会发生。对待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不管发生的具体情况，一律视之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彻底打倒；另一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但看犯错误者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性质、情节轻重、是偶尔还是一贯等，实事求是地处理。

　　宋神宗时，枢密院直学士蒋堂担任成都府知府。有一个名叫何宗韩的士人，性格狂放，写了一首诗送给蒋堂，诗中有两句是：“截断剑门烧栈阁，此中别是一乾坤。”蒋堂看后认为此诗分明是劝自己谋反的，因而非常害怕，立即将何宗韩下狱，将他的诗上报朝廷等候定罪。有一天，宋神宗问有关大臣：“何宗韩那件事如何处理？”大臣们说：“正要呈报。这是一个狂妄之徒，准备请州里开除他的士人资格，去做平民。”宋神宗说：“不能这样处理。穷书生为饥寒所迫才发这样的牢骚。可以给他一个不管事的官。”于是授他为邓州司士参军，也赐给他与其他官员一样的袍服和笏板。何宗韩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只要截断四川与中央的唯一通道，四川便是一个独立王国。此事如放在清代雍正乾隆的文字狱时代，这两句诗足以置其于死地，但宋神宗反对上纲上线，认为就是一个还没得到官职的穷书生发发牢骚而已，不但不治罪，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书生的要求。

　　惩前毖后，给人以出路

　　对犯错误者的处理，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一棍子打死”，使其一辈子不得翻身，“一失足成千古恨”；另一种是实事求是，处理恰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人以出路，对于改过自新者量才使用，不加歧视，收到了较好的用人效果。

　　明朝初年朝廷上曾发生过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曾下诏颁布荐举令，其中规定：凡官员因犯错误而受到罢免或斥责的，不能重新被选拔任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安庆知府周昌上书建议说：“我见许多士人，有的原来为官时因犯有小的过错而被罢免，然而他们确有才能可资任用，但按照现在的规定却不能被起用了。陛下应该对他们施以宽恕恩惠，令有关官府推荐起用他们。”吏部官员坚决反对说：“犯了错误再被重新任用，就难以体现惩戒的意义。周昌的话不可听！”明太祖认真听了双方的意见，说：“任何优秀的工匠琢磨玉石，都不会因为玉石有小的瑕疵而弃之不用。国家任用人才，也一定要宽免那些犯过小错的人。所以，改正错误，重新向善，是圣人赞成的；弃人之短，用人所长，是国君应该做到的。如果因为一件事的过失就舍弃一个人，那么天下就找不出一个全面的人才了。周昌的话确实是对的。现在命令各级官府，凡是因小的过错而被罢免或者被贬到边远地方的，如果了解到他们确实德才兼备，都可以举荐任用。”朱元璋在这里表现了一种坚持真理的大度，自己过去曾发布过官员犯错误不能重新起用的诏令，而一个知府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知府在朝堂上是一个不大的官，而且遭到了权威部门吏部的严厉驳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朱元璋明确表态，充分肯定知府的意见，并在理论上将这一意见提到相当高度，很值得后人思考与借鉴。

　　古人的认识和做法，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要重视对曾经犯过错误人员的合理使用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也难免会犯错误。对犯过错误、愿意改过自新的人员，适时解除处分，及时合理使用，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护，将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其向善。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视合理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员，并不是朝廷讲了这样的话，就要“跟风”起用犯过错误的人，也不是以此表现自己能够“大胆用人”，而是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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