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说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意义，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管子的一段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讲的是一种策略学：如作一年的打算，种谷比较合算；如作十年的打算，种树合算；如作一辈子的打算，或者说“百年之计”，那还是培育人才最合算。种谷子是种一获一的收益，种树是种一获十的收益，而如果培育人才则是百倍的收益。管子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培育人才，再科学合理地使用他们，那就会把各项事业都办得顺顺利利，而这是只有真正的君王才能做到的。”
管子把重视育才寄托在那些明智君主的身上，是有充分道理的。尤其是在“朕即国家”的古代社会里，君主重视育才，就是国家重视育才。做君主的，如果能知道人才重要，诚意求贤，虚心待士，就算是个好贤求治的君主；如果对人才能用其所长，并充分信任，支持他们建功立业，那就是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如果在以上基础上，还能注意培育人才，使治国大业后继有人，那就应该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当然，不管多么英明的君主，他也不是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的，其身后都有一个由贤臣组成的优秀群体。正是君臣之间的互相讨论和启发，使他们的思想水平不断得以提高。
为什么明君贤臣都会重视人才的培育呢？大概是他们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无法回避两个规律：一个是新陈代谢规律，另一个是人才成长规律。
新陈代谢，不舍昼夜。年轻的总要代替年老的，这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因此，古今中外的官员队伍都会面临一个新老交替问题。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一旦步入老年，在操劳国事的心力交瘁和处理政务的力不从心中，自然会想到需要有人来接班，如不预先培育，势必后继无人。康熙帝曾经在与大臣的一次谈话中，非常实在地讲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康熙帝对担任武科殿试考官的大臣们说：“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曾亲自参加过战场指挥的大臣已经不多了，懂得海上用兵之法的就更少了。我在甲子年南巡时，从江宁登船沿江而下到了黄天荡，突然江风大作，众人都很害怕，我却下令顶风前进，我站立在船头射江豚，没一丝不安。后来又一次南巡，乘船渡江，就感觉有点心跳。去年南巡我看见别人渡江就感觉心里发慌。由此看来，这前后的变化都是由年龄造成的，大概年轻时气血强盛，年老就气虚血衰。我曾问过一些老将，他们都说年轻力壮时能够登城杀敌，不畏艰险，现在老了就感到心怯了。凡是将军、提督、总兵，他们在年轻时迎着刀锋、冒着箭雨，历尽艰难险阻，由于效力有功而逐渐位列高官，家里也富裕了，而这时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如果一旦发生战事，再让他们率兵前去，想着叫他们像年轻时那样奋勇杀敌，怎能办得到呢！”康熙帝用自身感受向大臣们讲述了一个人从年轻力壮到气虚血衰的自然规律，并指出大臣们同样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意在教育大臣们要自觉适应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重视使用年轻人。
人才成长也是有规律的。人才不是天生的，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锻炼逐步成长起来。因此，国家对人才的使用，应该先养后用，边用边养。朱元璋明白这一道理，他有句话说得很好：“国家于人才，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有一个担任给事中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了一个士子。朱元璋问：“他适合担任什么官职？”回答说：“他适合做直接管理百姓的官。”朱元璋又问：“他有什么特长？”回答说：“他才高年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朱元璋说：“自恃才高者大多不守中庸，说话办事往往过当，胆子大的人做事很少遵循常理，如果现在就让他做管理百姓的官，不见得合适。素来都是善于操刀者才让他去宰割，善于制作锦缎者才让他去裁衣，而学识还不充实的人就让他管理政事，这能行吗？后生年少未经历练，往往自恃有才而不谦虚谨慎，血气方刚而意气用事，很少有不生事扰民的。所以还是让他继续学习，进一步涵养他的道德情操，提高气质，等到学成之后再加以任用。”朱元璋这段话涵义深刻，只有具备相当学识和有一定阅历者才好体会。他并不是不重视人才，而是要求对才高年少者要加以培养，让他继续学习，通过学习“养其德性，变化气质”，学成再用。
当领导的，如果仅仅是在口头上表示重视培育人才，那还不是真正的重视；真正重视应表现在行动上，要探讨培育方法，采取培育措施。
朱元璋一直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工作。他曾下过一道谕旨：“郡县官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虽然在处理政务上干练通达，而精力已经衰退了。应该叫有关部门选择民间年龄在二十五以上的、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的年轻人，由中书省招聘，分配他们与年老的郡县官一起工作。到十年以后，老的退休，而年轻人也已熟悉政务。这样，人才就不会匮乏而青黄不接，而且做官的又能称职。”他对礼部尚书也讲到：“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平常不注意培养人才，而用的时候还想得到贤才，这就像手里有块玉石，不去琢磨而希望玉能呈现美丽文采一样，这怎么可能呢？天下不是没有贤才，就看采取什么办法进行培养了。”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就指示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命令全国府、州、县、卫所，皆建学校。府、州、县学分别设置教授、学正、教谕以主持教学，并各配备训导若干名作为辅助。史称，当时全国“教官四千二百余人，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师生每月发给食米，一人六斗，有关机构还发给他们鱼肉，教官按规定的标准领取月俸”。可见国家对培育人才是下了本钱的，同时也提出了“务求实才”的严格要求，对那些“顽劣而不合格的生员予以黜退”。
君主之中重视培育人才的，朱元璋算是比较突出的，他有言论、有行动，而且有一些创新办法，舍得投入。应该说，凡是头脑清醒、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君主，都会从治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培育人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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