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非学无以广其才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诸葛亮告诫儿子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其才。”要想增加才能，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途径。不光诸葛亮这么认为，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重视教育，把督促激励学习、创造学习条件和自己带头学习看作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古人认为，读书学习不仅长知识，增才能，还能益品德。《礼记》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知道”的“道”，在这里是个名词，是指天地人生的“大道理”，相当于现在说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学习肯定不会懂得这样的大道理。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时也说过：“普通玉石不经雕琢，不能自成文采；君子不通过学习，就不会形成他所应该具有的好品德。”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一个人比较完备的好品德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高境界，只有像孟子、范仲淹这样的博学者才能在脑子里升华出来。但有些命题反过来就不成立了，君子品德要靠学习养成，可博学者不一定都是君子品德。

　　古代君主用鼓励、鞭策读书的办法来培养人才的，历史上不乏其例。三国时期，孙权曾劝大将吕蒙多读点书，吕蒙回答军中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孙权批评说：“难道我要求你像博士一样去专门研究经书去了吗？只不过是让你多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事务繁多，难道比我的事还多？我少年时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读过《易经》。自做江东统帅以来，我又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各家兵书，自己感觉大有所益。”讲了自己的体会后，孙权又说：“汉光武帝当年在指挥作战的岁月，仍手不释卷。曹操也说自己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勉呢？”并当场开出了学习书目：“你现在急需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吕蒙于是勤奋读书。鲁肃原来看不起吕蒙，认为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武夫而已。后来鲁肃接替周瑜当了全军主帅，经过吕蒙驻扎的地方，发现吕蒙的文采韬略与以前判若两人，吕蒙还为鲁肃如何对付关羽出了三条好计策。鲁肃对吕蒙肃然起敬，说吕蒙“再也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孙权为什么要让吕蒙读书？因为他看准了吕蒙是一个难得的后备人才，要培养他，而且认定鼓励学习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结果，鲁肃死后，吕蒙就接替鲁肃成为东吴军队的主帅。

　　元代规定，地方各级机关的吏员（从事文书工作及其他事务性工作，不属于官员）有两条晋升出路：文化水平较高，“兼通经史”者可以选拔到中央机关做吏员，称为“贡举吏员”；“儒吏兼通”的优秀吏员还可以选拔为官员。针对大批吏员文化不高、不识大体的现状，朝廷对他们提出了参加“在职培训”的要求。至元九年（1272年）八月，中书省和御史台呈请说：“府、州、司（各地安抚司等）、县的吏员，幼年时就因各种原因不上学了，后来就充当衙门的差役。这些人对礼仪之教浑然不知，而对贿赂请托一套却越来越熟悉，日积月累，熏染成性。待到他们年长，便在官府任事，往往贪赃枉法，有的就被判刑入狱，‘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中书省和御史台紧接着提出了解决措施：“今后各地各衙门的吏员，在办公的闲暇时间，要听从长官的约束管教，接受品学优秀者的教育培训，只要能够粗略学习一部经书一部史书，略通义理，便足以正心修身，革除贪图便宜、拉关系走后门的坏毛病，说不定还能成为有涵养的有用之才。”从而为成为“贡举吏员”或被选拔为官员创造条件。

　　朱元璋在兴学育才方面比一般帝王更有魄力。明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命令御史台的官员选拔国子监的学生，分配到北方各地从事教育工作。他指示说：“实现国家太平需要良好的风气和习俗，良好的风俗来自于教育化导。教育化导搞得好，普通百姓可以成为君子；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虽然是中等素质的人也有可能堕落为小人。最近北方的战乱刚刚结束，人们很少知道学习，想要得到有学问的人才，很不容易。你们应该在太学的学生中，选取年龄较大学习优秀的，派往北方各郡担任教育工作，这样可能就会使当地人们知道努力学习，人才便可兴旺起来。”于是从国子监学生中选拔了三百六十六人，发给廪食（俸禄性质的粮食），赐给衣服，把他们分配到北方各郡去了。

　　尽管古代有部分明智君主和不少有识之士懂得兴学育才的重要性，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人们培养人才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对已有人才的选拔和继续培养上，还不可能将视野扩大到广大百姓，也不可能从儿童开始普及教育。清朝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给朝廷上过名噪一时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其中说道：以前的选拔人才办法，从汉至隋以荐举为主，唐以后以考试为主，但总体来说，两种选拔人才方法“都是在已成才的人当中进行甄别选拔，而没有考虑如何对尚未成才的人进行教育并使之成才”，在国家危难之际，这样的做法根本不能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必须“设立文武学堂”。张之洞等人的批评大体是对的，但设立学堂普及教育的任务就不是封建统治者所能承担的了。（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