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司令家风：“以德树人，勤俭持家”

　　朱和平，空军少将，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专委会委员，硕士、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1970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参谋、工程师、处长、空军某研究所所长、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职。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其他奖项20多项；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出版多部专著6部，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理论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朱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的爷爷朱德出生在晚清时代，那时朱家已沦为佃农，房子和地已经抵押出去了，全家住在地主家养牲口的房子里，上面搭了一层隔板。虽然家里非常贫困，但是朱家人忠诚、厚道、勤劳、节俭，做事有非常鲜明的风格。

　　朱家祖传下来的家风对爷爷的一生影响很大，但对他产生更大的影响是，他参加革命后，有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这些使得爷爷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和品德，使他成为德高望重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出生8个月就被抱到爷爷、奶奶身边生活，几十年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耳濡目染，令我感悟深刻。我体会，我们朱家的家风是“以德树人，勤俭持家”。以德树人，是爷爷的高尚品德给朱家家风注入的时代内涵；勤俭持家，则是继承了我们朱家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朱和平和爷爷、奶奶在香山

　　朴素廉洁的生活作风

　　在爷爷家乡朱家的祖屋里，供奉着朱字家训的神龛。最外侧的对联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横批是：开源节流。这条家训，对朱家人的影响很大。

　　爷爷参加革命后，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他都能坦然面对，这跟他从小所经受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朴素廉洁的作风。他反复对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1960年10月，爷爷写下一首贤文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远是真言。”我们朱家后代和所有曾在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首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爷爷一生都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并把这种吃苦耐劳、勤俭廉洁的美德，作为家风传给了我们。爷爷一生清廉，每一分钱、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一开始实行工资制起，我们家就建了账本。买日常生活用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外出调研视察交伙食费，我们的学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老部下老战友看望他时请客吃饭的费用……一笔笔都记得很清楚。爷爷在世时由工作人员管家，爷爷去世后，我们家的生活管理一直由奶奶亲自负责，每一笔开支她都亲自过问。

　　1988年夏天，奶奶年纪大了，叫我来管家。直到这时，我才接触到我们家的账本，这是爷爷一生朴素廉洁的最好证明。例如：

　　1964年11月的收支记录

　　应收11月份工资404.8元

　　财务科扣月租费（房）59.66元

　　和平在大灶吃饭扣炊事费1.0元（当时中南海有特灶、小灶和大灶。中央首长在特灶用餐，中办机关领导和首长秘书在小灶用餐，普通工作人员在大灶用餐）

　　总司令交党费10元

　　总司令理四次发用币（包括康部长两次）4.8元（奶奶康克清时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

　　买肥皂五条2.85元

　　买煤三吨用币90元

　　买柚子十个用币3.5元

　　买鞋油两盒用币0.6元

　　朱小兰11月份伙食费和零用钱23元

　　朱和、朱春元11月份伙食费和零钱一共38元

　　朱和看病用药费1.62元

　　朱和又一次看病用钱1.7元

　　朱和平大灶吃饭买饭票4元

　　首长、康部长陪凯塔去上海广东等用伙食费1.8元（凯塔，指莫迪伯·凯塔，马里总统）

　　陪凯塔外出在上海广东买东西用钱91.78元

　　供应站买米面菜水果等用币161.40元

　　服务科洗衣费1.77元

　　付西楼灶面包费5.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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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总共支出505.33元

　　用本月开支亏100.53元

　　本月超支原因：

　　1.陪凯塔总统外出买东西支出91.78元。

　　2.本月买煤3吨用钱90元。

　　翻开账本我还发现，爷爷的工资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爷爷的工资是649.6元，那时正是我家人口最多的时期，经常超支。尽管如此，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又连续三次主动减薪。到了1957年1月，变成了579.5元。1959年4月，又变成了460元。从1960年10月以后，爷爷的工资一直是404.8元。

　　爷爷去世时，奶奶让我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护士盛菊花给爷爷换衣服。可我们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新衣服。直到这时我们才想起来，爷爷已经多年没有做新衣服了。最后，奶奶决定让爷爷穿他接见外宾时常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当我们把衣服找出来，奶奶手捧着这件中山装，泣不成声：“老总啊，你一生俭朴，这件中山装你穿了多年，你就穿着它走吧！”

　　爷爷虽然一生俭朴，但他对党和国家却很“大方”。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去世后，将她的稿费交爷爷处理，爷爷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省吃俭用共积蓄了2万多元钱。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协助她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按照爷爷的嘱咐，将这些钱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爷爷虽然没有给儿女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和作风。

50年代在中南海种兰花与朱援朝、朱和平

　　大爱至深的情感世界

　　爷爷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他的情感既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挚爱与忠诚，也包括同志情、师生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凡是接触过爷爷的人，无不对他这种真诚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爷爷年轻时，也曾有过挚爱的感情生活。据爷爷的自述：“在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1935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18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驻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18岁，我25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1928年湘南起义时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1928年同我结婚的。”

　　爷爷的第一位夫人肖菊芳，于1912年秋天在昆明和爷爷成亲。1916年，爷爷参加蔡锷将军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进军四川，驻守泸州。战事稳定后，肖菊芳奶奶从云南来到泸州，由于是怀孕之身，坐轿子走过了这段漫漫长路。到泸州后，她为爷爷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父亲朱琦。不久，肖菊芳奶奶得了类似赤痢一类的奇异热病，亦告撒手尘寰。为此，爷爷非常悲痛，写下了“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乃是天上仙姝”的挽联。爷爷一生曾写下了600多首诗词，2006年出版的《朱德诗词集》正式发表了550首。其中有一组“悼亡七首”，是当年专为肖菊芳奶奶写的，这也是爷爷鲜有的抒发内心感情的诗词。其四：“萧娘瘦菊傲芬芳，戎马生涯战事忙。水月镜花空色相，凤鬟云鬓易经霜。”其五：“雪泥鸿爪江城地，薤露歌声古战场。忍别娇儿在襁褓，几度相思倍感伤。”（诗中的娇儿指我父亲朱琦）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爷爷情浓意深的真切情感。

　　爷爷的第二位夫人陈玉珍，是爷爷挚友孙炳文同志的外甥女。提起这位夫人，爷爷回忆说：“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的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园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过小孩，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护国战争结束后，31岁的爷爷升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少将旅长。1922年，36岁的爷爷任云南警察厅厅长，这时的爷爷，已是陆军中将，有丰厚的收入和幸福的家庭，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儿。但当时的中国，经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反而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家与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毅然决定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谢绝了四川军阀杨森给他的师长官位，婉拒了中山先生十万大洋请他组建军队的邀请，在陈独秀没有接受他入党的情况下，远涉重洋，去德国寻求共产主义真理和党的组织。

　　南昌起义后，爷爷成为国民党通缉的“匪首”，迫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他和家人中断了联系。国共合作后，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出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玉珍奶奶写了分别十多年后的第一封家信，在信中他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和他唯一的儿子朱琦（我父亲）的情况。爷爷收到陈玉珍奶奶回信时，已经在山西五台山前线指挥作战，他立即抽空给陈玉珍奶奶写了第二封信，明确提出了希望陈玉珍奶奶将自己的儿子朱琦等“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父亲此时已20岁出头，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历经磨难。在听到爷爷的召唤后，父亲立即奔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便东渡黄河到山西一二〇师参加抗日作战，曾任一二〇师司令部直属通讯队队长。1943年11月，在山西奋勇战斗了五年多的父亲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就此离开了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养伤并到抗大工作。爷爷在山西抗战近三年，父亲在山西抗战五年，他们父子俩在抗战前线的战斗经历，已成为他们辉煌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爷爷非常爱自己的亲人，我在他身边长大，感触得真真切切。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危难来临，他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天地无私的大爱。

朱德致陈玉珍的信

　　大孝为国的奉献精神

　　爷爷23岁就离开家乡赴云南寻求革命道路，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他时常惦念着自己的家乡、父母和亲人。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他给陈玉珍奶奶的第二封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以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80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爷爷当护国军旅长时手下的副官）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清廉，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1944年2月15日，我的老奶奶朱钟氏（86岁）离世，爷爷非常悲痛，为了表示悼念，他一个多月没有剃须，并写下了《母亲的回忆》一文，在《解放日报》发表。

　　爷爷讲述：“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多人为老奶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领袖的母亲开追悼会，这在我们党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毛主席送的挽联为：“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中共中央送的挽联上写的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这是对爷爷忠与孝的准确诠释。

　　1966年11月，一位意大利记者访问爷爷的时候问他：“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爷爷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爷爷虽然没有像常人那样侍奉自己的母亲，但他却用另一种方式尽到了孝心。爷爷说：“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爷爷以他一生的奋斗，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为我们朱家的家风注入了信仰的灵魂，并延续到我们这一代朱家人。

　　1969年我初中毕业后，在首钢当了名工人。但我一直想当兵。我跟爷爷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却遭到了爷爷的批评，说我是“见异思迁”。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行业，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去过20多次首钢，他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为国家作贡献。他并不是反对我参军，而是反对见异思迁的想法。所以后来我拿到入伍通知后，他也没有反对，并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献身革命的思想，而不希望你追求有我这么高的地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有门技术，比如你原来在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在那里有技术，接触社会多，学习的条件也好，可你偏偏要去当兵，我看这里多少有些其他因素……”“不要只想着当官，要像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那样，做一个干实事、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我到了部队以后，爷爷让秘书给我所在的连队送来了一批图书，并专门给我寄来当年北京市的高中课本，要求我抓紧时间学习，补上文化课，鼓励我做一名技术型、专家型军人。我按爷爷的要求，在基层工作时补习完了高中课程，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时，爷爷常对我说：“你不要老想着我这个家，我这里有组织上照顾，一切都好，要把精力用在学习工作上。”

　　1974年，我父亲不幸去世，爷爷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

　　那年冬天，海军的领导考虑到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把在青岛当兵的弟弟调到了北京机关工作。弟弟回北京后，知道爷爷对孩子们要求严，没敢把实情告诉他，只说到海军某部帮助工作。两个月后，因弟弟经常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就把他叫到房间查问。弟弟见瞒不住了，就说了实话。爷爷又把海军首长请来，对他们说：“朱琦去世了，我有组织上照顾，用不着他。一个战士，把他放到大机关能干什么？他这么年轻，还是应该到基层锻炼。”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是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的接班人！”就这爷爷盖的被、穿的袜子无一不是补了又补样，弟弟接到通知后，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登上了离开北京的列车……

1961年中南海书房（左起朱和平、朱援朝、朱德）

　　严以律己的崇高风范

　　在人们心中，爷爷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但在我眼里，爷爷十分严格，他老人家经常要求我们“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

　　50年代，我家曾是中南海最热闹的大家庭。当年全家举债供爷爷上学，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回报亲人，爷爷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然省吃俭用，从老家接来了十个孩子来北京上学，以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为了让孩子们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延续朱家的家风，爷爷奶奶带领我们在中南海的住房附近空地开垦出一片菜地，手把手地教我们培土、施肥、间苗等，成为我们每周必做的“课外作业”。那个年代没有化肥，只能用粪便作肥料，难免会有点味道，影响环境。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很婉转地提了意见，爷爷知道后，亲自指导我们在施肥后盖上一层覆土，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到了收获的季节，爷爷奶奶会带领全家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会餐，共同享受劳动成果。

　　1962年，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有一次吃饭，爷爷奶奶专门安排了由马齿菜、野苋菜和苦苦菜组成的一桌菜，爷爷边吃边对我们说：“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爷爷还决定，身边的孩子，能住校的、参加工作的、父母在京的一律离开中南海，到群众中生活。这样，孩子们按爷爷要求纷纷离去，家中只剩下我、援朝、春元、小兰四个孩子。后来春元、小兰上大学了，援朝住校了。只剩下我留在他们身边，使我有得以伴他们度过了“文革”初期那段艰难的岁月。爷爷平时在玉泉山办公，专门交代奶奶就带我们到中南海机关大灶食堂吃饭，一点儿也不许搞特殊化。

　　那段时期，我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学，离中南海比较远。于是，我家和刘少奇、陈赓家合包了一辆三轮儿童车，是由普通的三轮平板车改装的，加上一个篷子遮挡风雨，由一位王师傅负责骑车送我们这些孩子上学。上小学四年级时的冬天，有一天风很大，王师傅怎么也蹬不动。没办法，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下来推，到家时天都快黑了。看到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爷爷就问：“你们今天怎么回来晚了？身上哪里弄那么多土呀！”我说：“今天风太大了，王伯伯骑不动，我们都下去帮他推了一路。”为此，爷爷表扬了我们。然而当他了解到学校里很少有孩子坐儿童车时，为了不搞特殊化，让奶奶亲自去找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奶奶，然后两家一商量，决定不再让我们坐儿童车了。奶奶给我和哥哥买了月票，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就这样，我们和学校普通的孩子们一样，每天自己上学。

　　1976年7月，爷爷临终前，对我们后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做无产阶级”。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奶奶和父亲先后离开我们，传承我们朱家家风的责任落在了我们这一代朱家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朴素廉洁和勤俭持家的内容与形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认为：其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的儿子朱辰是“80后”，他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奶奶还健在，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所以我的儿子从小也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也受到了我们朱家家风的熏陶。比如，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粒米、一点菜也不许浪费，这使他从小就感受到了珍惜粮食的重要意义，也养成了不浪费的好习惯。等他懂事一点，我就开始带他回老家、去老区、到革命博物馆等地参观，让他了解老爷爷老奶奶的故事，体会新中国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让他懂得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我经常对孩子说，老爷爷告诉我，学到的本领应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自己、想自己的小家，中国永远不会强大，中国梦永远不会实现。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必须愿意吃苦、甘心奉献，勇于担当，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们朱家的家风，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和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家庭一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延续。我们将努力将它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