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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61228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和他交往比较多,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请您具体谈一谈,最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武晖: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队里派了一些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但是没有派我去。因为那时候我才十四岁,刚从学校回来,长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个小娃娃,算不上壮劳力。

  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近平他们一共六个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队,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二十米的距离,他们把行李往窑洞里搬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

  知青住下之后,我有点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这些北京知青,个子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们这个穷山沟里的小娃娃好得多,我虽然也上过初中,有一点文化,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这些北京“大世界”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经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呲”(陕北方言,偷偷地看)他们的一举一动,偷听他们说笑,但是不敢进去,更不敢跟他们打招呼。

  有时知青们看到我,就说:“来,小朋友,进来进来!”我也不进去,其实我哪是小朋友,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但是因为长得矮小,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一个农村孩子,啥也没见过,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不敢搭话。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因为我没有地方玩,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

  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住在冰冷的窑洞里,又不会烧炕,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于是知青就叫我帮他们烧火。这样,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跟他们也慢慢熟悉了。我是个初中生,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普通话,虽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们能听懂,互相之间能沟通,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当翻译。

  一开始,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后来慢慢接触多了,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我也就把他们都认识了。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铁锁”。

  采访组: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武晖: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难适应。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睡觉,到上厕所、洗澡,全都是问题,都不适应。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那个炕不大,六个人将就能挤下。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空间很拥挤,很狭小。

  知青没用过柴禾灶,也不会做饭,刚开始是队里派个人给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要他们自己学着做饭,队里就不给做了。他们要自己砍柴,自己烧火,自己把饭做熟,还要参加队里的劳动。

  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坏的知青。陕北的黄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们农民年复一年地砍柴,近处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好一点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呢,有些长在崖壁上,有些长在深沟里,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去砍,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知青就不敢。我们村里的孩子,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就能背回来五六十斤,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填到灶里不耐烧,饭还没熟,柴就烧光了。后来,我就带他们上山砍柴,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烧火、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知青刚来的时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担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知青不会用扁担,不会换肩。他们个子都高,都驼着背挑水,腰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有时候走得快了,水桶来回摇晃,水洒一地,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见到这样的情形,社员们都笑他们。

  采访组: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不适应,知青每天还要参加劳动。请您讲一讲,习近平是如何参加艰苦的劳动,并且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的?

  武晖:在当时农村那个环境,包括近平在内的知青,思想肯定还是有波动的。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 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我平时穿的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三十斤粮票,让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三十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在梁家河期间看书和学习的事情。

  武晖: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都是书。现在回忆起来,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也特别神奇,就像是知识的宝库。

  有时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在拉话,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我觉得,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我家里很穷,从小到大,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更没有钱买书。所以,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我在他们窑洞里的时候,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一开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后来熟悉了,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近平见我对书有兴趣,就跟我说:“铁锁,你喜欢看什么书,就拿去看。”我连忙点头,心里非常高兴。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想,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学会了十万个为什么该有多了不起。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门最远,我就到过文安驿,连县城都没去过。《十万个为什么》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我在书上看到飞机,看到汽车,看到轮船,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化学课本。此外,他那里还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我看过《三国志》,因为是文言文,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问他,无论问什么,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我还看过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他都借给我看。

  很快,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当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都捧着一本书看,看到很晚才睡。

  采访组: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村里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离开了。习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时间最长的知青,并且成为梁家河的村支书。请您讲一讲,习近平为什么被选为村支书?

  武晖: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无论男女老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人话不多,平时不说是不说,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又有文化,说话办事又稳妥,考虑问题周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难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可以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个时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但是只要一回来,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再加上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确实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可以说,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奠定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当支书以后,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其中他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他后来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近平有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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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17日 16:33      来源:学习时报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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