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的最后力量。
2014年6月5日，杨衍忠去世后第15天，妻子胡香娇眼含热泪，将他编撰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捐赠给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完成了老先生的遗愿。
退休后的20年时间，疾病缠身的杨衍忠，把自己关在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里，奋笔疾书600万字，将毕生积累和全部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他所挚爱的地质事业。20年如一日的书写，也以最忠诚、最绚烂的方式记录下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地质队员的无悔人生。
他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藏宝图”，甘做地质找矿路上的“铺路石”
在杨衍忠文稿捐赠仪式现场，一张七八米长的长条桌上，堆满了一摞摞文稿、一卷卷图纸。这是杨衍忠参加工作50多年来积累的资料，近3000万字，数量相当于30部《红楼梦》。看到这浩瀚的文稿，就连那些曾与杨衍忠共事多年的老同志，都感到十分震惊。
这些文稿中最精华、最来之不易的部分，就是长达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这套地质资料是杨衍忠退休之后，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长期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的实践经验，综合分析各类信息，历时20年编撰完成的。资料首次系统梳理了赣南地区中比例尺航磁、土壤、自然重砂等2400余处异常点分布及具体情况，填补了这一地区部分物化探异常汇集编录的空白；收集整理了赣南地区18个县3000余处矿产点的详细资料，提供了丰富的找矿信息。
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党委书记陈武在捐赠仪式上说：“杨老捐赠给大队的地质资料，不仅是他留给赣南地质人的宝贵物质遗产，对赣南地区今后进一步找好矿、找大矿提供了有力帮助，更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境界，集中展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追求，集中呈现了地质工作者“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时代风貌。”
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副总工程师陈琪正带人整理杨衍忠捐献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仅是简单归纳汇总，而是综合了物探、化探等各方面信息，融入了杨老一生在赣南从事地质工作积累的经验。”陈琪介绍说，杨衍忠将异常点分为甲、乙、丙三类，以此表明该点找矿希望大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几年，就在杨衍忠埋头编撰资料的时候，他所预测的甲类异常点，有些已经取得找矿发现。
一个人怎么会掌握这么多地质找矿信息？
时间倒退40年，那时30多岁的杨衍忠风华正茂，是江西省地矿局909大队物探分队技术负责人，同时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赣南片联络组组长。工作之余，杨衍忠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类地质资料。他跑遍了闽、粤、湘、赣四省地勘单位，参加了各种地质学术报告会、交流会，到赣南多个知名矿区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地质矿产、物化探和遥感资料。杨衍忠一边将这些资料详细地记录在笔记里、图纸上，一边整理成综合的报告上交，为开展南岭地区找矿工作提供地质基础数据。退休前两年，杨衍忠还利用工作之余，把队里所有的地质资料认真翻阅了一遍。
长期的积累，资料越来越多，为保存好自己的这些“至宝”，杨衍忠干脆把家中大衣柜里的衣物全部搬出来，将地质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进去。后来衣柜也装不下了，就把资料堆放在床头、衣柜上面，自己的卧室俨然成为一间地质资料室。
翻开杨衍忠的手稿，每一册都编有目录，每一页纸上都标有页码，密密麻麻写满工整的字迹。地质物化探测量概述类，58册，约450万字；地质矿产卡片类，56册，约360万字；物化探类，161册，约560万字……
记者打开捆成卷的图纸，随便铺开其中一张，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的是人工绘制的吗？几千个数据点标注之整齐、矿区边界曲线之圆润和自然、坐标线之笔直，每一个都让人惊叹。
“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年轻的地质队员邓以超指着那张图纸说，“现在用电脑画这样一张图也要一天时间，并且远远没有这么美观和直观。用手画？我不敢想象。”而杨衍忠捐献的资料里面，有近千张这样的图纸。
妻子曾问杨衍忠：“咱家孩子现在又没有一个从事地质研究，你整理这些资料留给谁？”杨衍忠说：“我不能去野外找矿了，但我可以做找矿路上的一块铺路石。这些东西书本上没有，都在我的笔记里、脑子里，对今后做地质工作的人会有帮助——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副总工程师邓茂春说：“物化探资料是地质找矿的基础。如果说找矿是一条弯曲的山路，杨老提供的资料就好比路上的一个个标记，告诉后来人哪个地方有个坎，哪个地方有道坡，甚至哪里有条便道能够直接通往山的那边，而不必翻过眼前这座高山。”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书写，与病魔抗争，与仅剩的生命时间赛跑
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笔，眼睛炯炯有神，嘴里时常念念有词。这就是杨衍忠退休后，在家里工作的形象。
走进杨衍忠的家，大队家属楼里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由于家具很少，不大的房间反倒显得有些空旷。其中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卧室，就是杨衍忠退休之后的工作间。杨衍忠整日整日地把自己关在这件屋子里，甚至不允许家人随便进入，怕翻乱了他的资料。
一张破旧的木头写字台，一把普普通通的小藤椅，一张他亲手改装过的床，一个里面装满药上面堆满药的储物柜，一个存放地质资料的大衣柜，一台呼吸机，是这间屋子里所有的陈设。
写字台对着窗户，上面放着半桶未用完的圆珠笔和放大镜、三角尺、直尺等工具。由于窗外是一个封闭式的阳台，屋里光线并不好。正值夏日，还有些闷热、潮湿。阳台外面是一棵茂盛的泡桐树，楼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
写字台前、藤椅上，面对着透过泡桐树枝叶的阳光，抑或是拍打在窗户上的雨点，杨衍忠一坐就是20年。
杨衍忠身体一直不好，慢性肺气肿、哮喘病、胃病折磨了他一生，不然他也不会在56岁时提前退休。高中毕业时，成绩排在瑞金县第一名的他因身体原因未被学校录取，县里保送他到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实习，从此与地质结缘。长期艰苦的野外地质工作，让他的身体状态更加糟糕，退休前已到严重透支的程度。
妻子胡香娇说，杨衍忠每天要吃七八种药，经常咳嗽不停，呼吸也困难。晚上咳得睡不着，他就自己找来一根竹竿，用书垫在床板下面，改装后的床头比床尾高出20厘米，能让他勉强睡得舒服一点。胃病犯时，吃什么都难受，但为了有体力继续写作，他就每餐吃馒头蘸酱油或醋，喝一点汤。视力也越来越差，他就让妻子买来复明胶囊，力求保住视力，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一写十几年，杨衍忠从不声张，保守“秘密”，他想等全部完成后再捐赠给大队，不想给队里添任何麻烦。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除了每月和妻子一起去1里外的医院开药，杨衍忠几乎从不出门。坐累了，他就在屋里走走，甩甩写酸的手。
当年一起出野外爬山的老朋友们，杨衍忠经常挂念着。平时没机会见面，每逢节假日，杨衍忠就用半小时时间挨个打电话问候。“知道他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他对妻子说。
直到4年前，杨衍忠的好朋友、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原副总工程师张祖廉去家里看望他，才撞破他的秘密。队里提出要派人协助他，他不肯，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所需的资料记在哪里，何况还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他脑子里。队里送去纸和笔，他不要，有些资料就写在破旧的挂历纸和药品说明书背面，他让妻子和小儿子每月去买一次笔。
到了2012年，杨衍忠身体每况愈下，体重降到只有80斤，他开始与仅剩的生命时间赛跑。早晨起来，他喝一杯牛奶就开始工作，妻子做好午饭和晚饭，常常要叫两三遍，他才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笔。每天晚上，他都工作到10点多才休息。
队里有人去看他，他就简单说几句话，常说的是：“真希望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要把这套资料编撰完成，再请几个老同志审核一下，录入电脑打印成册，最后捐给大队。”
在瑞金工作的大儿子杨忠明去看他，叫声“爸，我来了”。杨衍忠在屋里答应一声，连门都不出。今年3月，女儿杨燕萍带着外孙专程从北京回去看他，杨衍忠高兴地走出来，摸摸小外孙的头，说了不到两分钟话就又进去工作了。弟弟、妹妹来了，杨衍忠也给他们同样的“待遇”。
“难道父亲真的不想和我们多聊几句吗？当然不是，他在以每年30万字的速度和时间赛跑，他怕完不成自己的事业。”杨忠明流着眼泪说。
2014年4月底，这位77岁的老人肺气肿病情急剧恶化。《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还差一点就将编撰完成，杨衍忠借助着家里的呼吸机，支撑着身体写下了最后的几页。5月9日，妻子胡香娇拖着他来到医务室，医生说：“嘴唇都青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肺部已近坏死，肺腹膜穿孔，肺液流进腹腔，肝、肾、胃等身体器官没有一样是好的。这时，他的双手已经干瘦得连针头都难以扎进去。
就这样，杨衍忠完成了《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的编撰，却彻彻底底地耗干了自己。
他把一生献给地质事业，是“三光荣”精神的开创者与发扬者
2005年5月，杨衍忠在整理资料时，发现赣县沙地镇有一处锡矿物探异常，但还缺少电磁数据。他就叫来自己的徒弟、过去的同事谢万优，想去实地测一下。杨衍忠借来磁测仪，谢万优开车，师徒两人来到了赣县。杨衍忠坚持要爬到山坡上，亲自操作仪器，结果发现异常确实存在，但范围不是很大，并没有勘查开采价值。
下山时，杨衍忠突然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谢万优把他背下了山。平静之后，杨衍忠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野外”了。
杨衍忠今生与地质结下不解之缘，一生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参加工作之初的4年时间里，因工作出色，他先后被单位保送到中南煤田地勘地质干校和北京煤炭工业学院物化探专业学习，均担任学习委员，并被评为模范学员。毕业后，他先后在江西地质局902大队、909大队、物化探大队707分队和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工作。
杨衍忠工作起来特别认真，特别忘我。用好朋友张祖廉的话说就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脑子里都装着工作。有一次，杨衍忠半夜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把同屋的张祖廉吵醒了，问他干什么，他说突然想起一处异常点，赶紧记下来，别忘了。
妻子胡香娇说：“老杨说起别的都不擅长，一说起地质找矿就来了劲，滔滔不绝。问他上山吃的什么，他说不记得，但哪里有矿点却记得比谁都清楚。”
渐渐地，杨衍忠有了两个外号，一个是“杨博士”，另一个是“活地图”。大家叫他“杨博士”，是因为他一直努力学习和钻研业务，除了本专业物探之外，化探、地质学等知识都十分精通，同事们遇到工作难题向他请教时，他总能耐心而细致地解答，似乎无所不知。大家叫他“活地图”，是因为他几乎跑遍了赣南地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哪里有什么矿他都一清二楚。
杨衍忠在909大队工作期间，909大队恰好是原地矿部全国“三光荣”精神建设试点单位。在杨衍忠身上，“三光荣”精神得到完美展现。
80年代，杨衍忠担负了《南岭地区地质找矿成矿预测大普查》等多个国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其中“会昌岩背锡多金属矿田”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杨衍忠是主要发现者之一。
岩背距离会昌县城一百多里，不通公路，汽车开不进去，当地仅有几户山民。杨衍忠带着技术人员，人拉肩扛，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山路，硬是把物探仪器设备扛进了岩背。每天早晨，杨衍忠五点钟就把大家叫起来，早早地出发去工作，有时测完一条剖面天都黑了，回营地时，每人还要背十几袋一斤重的样本。经过三个月艰辛的工作，杨衍忠带领技术人员圆满完成了物探找矿项目，经地质技术人员综合评价和钻探论证后，一个大型锡多金属矿床诞生了。这一找矿成果获1986年地质矿产部找矿成果三等奖、江西省地矿局找矿成果一等奖。
除了肺病和胃病，杨衍忠还患有严重的痔疮，犯起病来，出血量特别大。为此，他自制了一种“尿不湿”——把五六层棉布缝在一起，不论病情如何，他都坚持在野外工作。
从青年到中年，杨衍忠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质队、在野外度过的。他和妻子1962年结婚，聚少离多，直到1991年才真正搬到一起生活。为了工作，杨衍忠经常放弃探亲假，甚至有时从自家附近路过，都顾不上回去看一眼。有一年春节，他让同事们都回家过年，自己在野外营地坚守。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大雪中坐着队里的钻探车去找他团聚，只见他远远地迎出来，向着妻儿来的方向不停地张望。
“说实话，由于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直到父亲退休前，我对他还感到生疏，甚至有时叫一声爸爸都觉得拗口。”大儿子杨忠明说，“但父亲每次回家，都会把家里所有的桶里都盛满水，把所有的柴火都劈好。”
女儿杨燕萍成绩优异，高考填报志愿时，杨衍忠自作主张地替她填了长春地质学院化探专业，想让女儿以后接自己的班。后来，女儿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并没有从事地质行业。“一开始，我对父亲还有意见，后来渐渐理解了，他实在是太热爱地质事业了。”杨燕萍说。
他用生命回报党的恩情，以实际行动践行庄严承诺
杨衍忠常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一生，我就要用生命回报党、回报地质事业。”就是这样朴素的一句话，支撑着他将生命灿烂地燃烧到最后一刻。
在重症监护病床上，杨衍忠对家人说，他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把自己整理的地质资料捐献给大队，另一个是把自己葬在父母身边，“生前不能尽孝，死后好好弥补”。
杨衍忠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地质事业，父母去世时他都没在身边，因此对父母心怀愧疚。但实际上，他的孝心同样是那样炽热。工作之后，他每月都把一多半的工资寄给父母。有一次，在寒冬的夜晚，杨衍忠从野外回家看望母亲。走进家门后，他感到寒冷刺骨，就连母亲床上的被窝都如冰窖一般。杨衍忠二话不说，爬到母亲床上，用体温把被子暖热，才让母亲上床睡觉。
杨衍忠的母亲刘招娣是个老红军。红军五次反围剿后，她作为妇女宣传队队长留驻瑞金继续开展革命，后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进监狱迫害多年。杨衍忠的父亲也是红军部队里的一名炊事员。因此，他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
走进杨衍忠家在瑞金县城的老房子，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破旧、狭窄、阴暗、潮湿。就算这样的房子，也是杨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盖起来的，之前一家8口人只能租住别人的房子。
杨衍忠在1966年写给党组织的自传里这样写道：“解放前，全家8口人，靠父亲一人做小工为生，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受尽压迫和剥削。”1944年，杨衍忠进入小学读书，但家里交不起学费和书钱，因此他发奋学习，年年考第一名，得以免去这一费用。
“1949年解放了，党把我们一家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在中学期间，党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每学期都给我甲等人民助学金”……像这样流露着对共产党感恩之情的话语，在杨衍忠的自传里还有很多。
杨衍忠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4个弟弟妹妹中，有2个也是共产党员，小妹妹杨小华说：“大哥工作之后，经常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教育我们要做诚实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报答党的恩情。”女儿杨燕萍说：“我准备入党的时候，父亲特别高兴，连着说了几声‘好！’，叮嘱我一定要认真写好入党申请书，做好思想汇报。”
赣南矿产资源丰富，而杨衍忠又是业界传称的“活地图”，有不少矿老板打起了他的主意。大儿子杨忠明说：“父亲退休之后，曾有一些矿老板找到我，想拉父亲入股或高价购买他的地质资料，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杨衍忠曾对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地勘院副院长李晓华说，“我整理的这些资料有大量的找矿线索，一定要交给国家。”
1985年，杨衍忠又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自传，在工作设想中提出：要收集和掌握全赣南地质、物化探、测绘资料；编制一套全赣南地区中比例尺地质、矿产、物化探综合图件，建立一套完整的矿产和各类异常卡片。可以说，这是他向党许下的承诺，他用尽余生，实现了这一承诺。
2014年5月15日，杨衍忠去世前5天，他用颤巍巍的手在病床上写信给大队：“郑队长、陈书记：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的最后力量。”
这一百多字，是杨衍忠最后的书写。2014年5月20日，杨衍忠因病离世。
5月26日，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作出在全局开展向杨衍忠同志学习的决定。6月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批示：“杨衍忠同志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
“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的最后力量”，成为杨衍忠一生书写的句号。透过这个句号，以及从这个句号往前的无数字迹，我们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地质队员书写出的无比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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