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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怎样讲好“交行故事”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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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至12日,我参加了“中央媒体进交行·一带一路行·陕西站”活动,走访了西安和延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走访延安,并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首次向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传播了延安的声音。

  80年后重回延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当年,中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凿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艰难发声。如今,在新形势下,交行新闻舆论工作同样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此,我近期重读了《西行漫记》,并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社科部的教师、同学做了交流,撰写了如下心得:

  一、“延安故事”是怎么讲的

  斯诺访问延安和《西行漫记》的成功,并不是意外收获。讲好延安故事,好比“烹调”一桌好菜。关键在于选好“厨师”,找到“食材”,最后送上桌。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细细思量,每一个步骤都面临各方挑战。

  一是将“厨师”送到根据地。《红星照耀中国》是实地采访,意味着斯诺必须亲身赶往根据地。1936年,中共和驻守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达成秘密停火协议,边区出现了松动,但要让一个外国记者抵达根据地依然不易。为了确保斯诺安全到达延安,中国共产党做了谨慎、周密的谋划。在上海,当斯诺向宋庆龄表达了想去苏区采访的愿望后,中央立即协调各级地下党组织和陕北苏区,安排各方紧密衔接、协同工作。在华北,柯庆施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同志的介绍信,经由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徐冰同志转交给斯诺。党的情报工作者董健吾伪装成王牧师赶赴西安接应,和斯诺在约定好的旅馆见面。刘鼎和邓发专门为斯诺的到来提前做好安排。

  二是定“菜谱”定向喂料。斯诺到达陕北苏区后,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地接待他,明确告诉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以便他描写“亲眼目睹的事,并且揭示红军这个现象。”这让斯诺深切感受到他的采访是自由的,并大为感动。当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引导权,而是竭力为斯诺提供帮助,保证党和红军的精神风貌可以充分完整地展现在斯诺面前。首先,周恩来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行程表,相当于一份采访的“菜谱”。其中的“主菜”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专访。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花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向斯诺讲解了中共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让斯诺充分了解了中共的真实主张。

  三是“传好菜”传播好声音。《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外出版后,引起国际轰动。为了确保在白色恐怖中书籍得以顺利出版,中国共产党指派胡愈之亲自成立了一家新的出版社“复社”来承担此项工作。将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成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以避开国民党耳目,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书店配合《西行漫记》的宣传。在短短几个月里,该书就多次再版,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宣传效果。

  二、“延安故事”对“交行故事”的启发

  80年过去了,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力量已非当年偏居陕北一隅时可比,但“讲好故事”上所面临的挑战则不亚于当年。同样,对于交通银行而言,同样面临外部舆论环境和部分媒体的误解,如何讲好交行故事,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成为我行外宣工作的重点。

  一是交行必须是故事的主体并拟定故事主题。《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斯诺,但中国共产党却是“延安故事”的作者。在斯诺到达延安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拟定了延安故事的主题和主体,斯诺好比串起珍珠的那根线,将故事串在一起。

  同样,今天要讲好交行故事,也必须明确交行故事的主题和主体,其中的重大主题要有定见,一旦确定下“交行故事”的主题和主体,就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持之以恒,时刻把握这个主题和主体,不要怕重复,如同交响乐一样反复奏响主旋律,如此才能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二是要以清醒的头脑选好讲故事者。不同讲述者,由于其身份、地位、经历的不同,讲述同一件事情的效果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以延安故事为例,希望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记者很多。选择斯诺是出于多方考虑,例如:中国记者极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故而不宜承担采访任务,外国记者中,英、法、德等国记者无法得到人们信赖,俄国记者又会因为政治立场而受到怀疑,美国记者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今天要讲好交行故事,我们往往也需要借助专业化的社会媒体。专业媒体在采访交行之前,往往会拟定采访提纲,确立采访主题,甚至对采访对象的个人简历,性格习惯进行研究,以便迅速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同样,我们也需要对记者进行深入的了解,该记者毕业的院校、所学的专业、供职的媒体机构、分配的条线、撰写过的稿件,是以负面报道见长还是正面报道为佳,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还需要细细斟酌活动主题,看菜碟选人,一项公益活动所选的媒体和记者应有别于年报发布。同样,专业财经记者参与的活动也应该有别于党报记者。否则,选错了人,不仅不能实现宣传效应的最大化,反而会给宣传工作留下“负资产”。

  三是“讲故事”要讲前奏也要讲后续。“延安故事”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对外宣传上,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当年,在斯诺到延安前,宋庆龄等人就积极与之接触,到达陕北后,周恩来专门制定了行程表并安排访谈人,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通过书信与斯诺保持联系,还托人寄送“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收阅,并为宣播”。《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和发行,都凝聚了党默默无闻的付出。

  同样,现在我们讲好交行故事,不仅要重视前期准备,也要做好“后续服务”,除了在讲故事过程中不断喂料,在故事讲完后也要通过收集报道合集,寄送报道期间的视频、照片材料,持续发布类似主题的稿件等方式,密切和采访对象之间的联系,保持双方的温度。

  四是利用国内外大事来扩大宣传效果。“延安故事”之所以讲述得很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形势,“延安故事”和全世界人民心中强烈的反对法西斯的情绪产生了热烈的共鸣。

  今天要讲好交行故事,同样离不开借力。本次媒体进交行正是借助了我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历史性机遇,各大媒体对此都有充足的版面,社会关注度也较高。借此机会顺势而为,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宣讲中国故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交通银行企化部(宣传部)党支部 赵博)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4日 14:48 来源:共产党员网 编辑:白世康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