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伟业与革命初心

　　习主席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人民军队即将迎来建军90周年的日子里，深情回望铁血征程，悉心体悟历史意蕴，是每一名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自觉。军史源头处，那刺破长空的枪声，曲折蜿蜒的艰难足迹，以命相争的英雄面孔，席卷神州的革命洪流……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与我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连接？这种连接，于今天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梦想的人们，总是能从历史沧桑中汲取智慧与伟力！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今天，90年飞逝的光阴已经带走了早期创建人民军队的那一代英豪。对于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来说，前辈们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已是非常遥远。不过往事并不如烟，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强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回首人民军队的辉煌90年，人们不能不去追寻当年建军之初的艰辛探索，以及前辈们奋斗的初心。

　　懂得当年压迫惨，方知革命为必须

　　今天的人们要读懂前辈的奋斗史，必须了解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生长在“世界充满爱”歌声中的年轻人，往往不能理解这些问题——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建立军队？那些参军参战者为什么会舍生忘死？现在，一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并想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人，恰恰是抓住部分年轻人不大了解旧中国历史环境的弱点，大放否定革命历史的厥词。在历史问题上要正本清源，就必须说明：旧中国苦难黑暗的社会状况逼得劳苦大众只能跟共产党走，只有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才有出路。

　　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刘少奇、李立三到江西的安源煤矿发动工人运动时，在煤矿俱乐部夜校曾给矿工们画出一个图形，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受三重压迫的残酷：

　　当时安源出产1吨煤，国际市场的价格相当于大洋16元。

　　日本商人将其运走只付3元，剥削了4/5，帝国主义所得的利润最大。

　　管理矿山的官僚买办再抽第二道，只付给第一线生产管理者0.27元。官僚买办得的利润次之。

　　封建把头再从中盘剥一道，落到工人手中的只有10个铜板。

　　残酷的压迫剥削自然激起了坚决的反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为开创地，其雄厚的基础正在于此。

　　旧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也是极其深重的。旧中国的人口90%在农村，乡间70%以上的土地由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拥有，大多数贫苦农民是租地耕作的佃户，他们交租惯例是占收成的50%。贫苦农民剩下的50%中还要交政府各种捐税，最后留给自己的不过1/3左右。那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收获的粮食经常是刚刚够吃，只留下1/3怎么生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湘赣边、闽赣边、湘鄂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川陕边、陕甘边……都是交通不便、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贫困的边区容易发动革命，原因不正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激化了矛盾吗？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建党后不久，就确定了解放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即贫苦工农的革命宗旨。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共产党人早期组织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安源煤矿罢工因遭受军阀武力镇压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都认识到，没有武装就没有办法发展工人运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当选中央组织部长的毛泽东最早提出：虽然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的真知灼见，正是后来在农村根据地建军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

　　从城市暴动转向农村建军

　　回溯我党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不过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民兵”性质。其组织很松散，大都是白天集中、晚上回家，有多少人都缺乏准确统计，遇紧急情况很难应战。

　　进行革命战争需要发动工农群众，但主力还是靠军队。从1924年11月起，周恩来在广州就组建了名义归国民政府却由共产党人实际掌握的第一支部队——铁甲车队，1925年以此为基础扩建为第四军独立团，亦称叶挻独立团。在北伐期间，这个团又发展成六个团，当国民党展开反共屠杀时，共产党人就以这些部队为骨干组织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正如朱德在纪念南昌起义的诗中所写，“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这次起义诞生了一支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正式宣布“工农红军”的名称。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时，还都是学习苏俄模式，着眼于夺取大城市，采取硬打硬拼的正规战术，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自然会碰壁。起义军还没有改变雇佣军队的传统，那些还按“当兵领饷吃粮”的人一遇到危急情况就纷纷开小差。此时，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也很薄弱，团一级才有党支部，基层战士中很少有党员，因此军官拉队伍叛逃的情况也很严重。如南昌起义的2万多军队在潮汕失败后拉到湘南只剩800人，秋收起义5000人的部队到三湾改编时只剩700人。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随后，这支部队在偏僻的井冈山落脚，并开始建立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同毛泽东会师并走上井冈山，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军级单位——红四军。

　　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成为建军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举起的红旗，很快得到众多地区响应，正如毛泽东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重要的是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并把握好土地政策，这也是建立根据地、动员参军和建立红军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1000多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被授予将军，他们绝大多数是土地革命时参加红军的农民。首批将军们的籍贯很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如红安、兴国、平江、麻城、金寨等县，这些地方都是彻底实行了土地革命的地方。

　　井冈山斗争期间，共产党人分配土地还缺乏经验，受苏俄革命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属于苏维埃政府公有，只交农民耕种，这就不能充分调动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到达了江西南部兴国县。毛泽东通过总结此前的经验教训并进行社会调查，制定了一部《兴国土地法》。这部土地法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打破苏俄模式，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后给予所有权并允许自由买卖，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马上调动起来。

　　《兴国土地法》解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兴国县成了毛泽东表扬的“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县，有8万人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相当于每长征一里就损失一名兴国人。

　　在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后，毛泽东又在主持古田会议时确定了政治建军的原则，从此红军有了一套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终于建立起一支虽以农民为主体，却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新型革命军队。土地革命，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三者相加就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

　　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建军和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一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为着民族解放、阶级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钢铁队伍就此锻造而成。在随后万里长征的道路上，这支队伍历经艰难险阻而毫不动摇，并一直走向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目标。（徐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