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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习近平在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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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崔时欣,1943年生。1974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1996年提前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崔时欣家中

  采访组:崔时欣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2年刚来正定县的时候,您是最早见到他的工作人员之一,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景。

  崔时欣:习书记是1982年春天到的正定县。当时,我们新建的县委办公楼正在施工,还没盖好,县委还在一排老旧的平房办公。那排平房一共7间,第一间是值班室,后面6间是办公室,供县领导办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县委办公室值班,习书记坐的车开进院里来,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车一停,一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和习书记就下车了。我一看,习书记穿着挺旧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轻,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问我:“书记在吗?”

  我说:“在呢,你们先进屋坐一会儿,我去叫冯书记。”

  冯国强书记在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办公,我就把他叫出来了。

  冯书记跟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会儿话,随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说:“习近平同志到咱们县来当县委副书记,你给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办公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当中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帮他收拾。那个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因为这间办公室长期没人用,里边都是尘土。我把习书记的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屋里收拾干净,东西都放好。这个过程中,习书记也一直没闲着,和我们一起干。收拾好了,屋里利落多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书橱,还有脸盆、暖壶啥的。随后,我又给他找来两把椅子。这样,如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访,三两个人也能坐得下了。

  采访组:您和县委的同志当时知道他父亲是习仲勋同志吗?

  崔时欣: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县委的同志有了一些传言,说习书记是中央一个大官的儿子,来正定之前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当时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中央领导里面,姓习的我只知道习仲勋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副国级的大干部。

  时间长了,跟习书记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他都不像个高干子弟。他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关系都特别融洽,我们大多都抽烟,他抽烟不多,但平时看文件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也抽。有的时候,一起开会或者谈事情,他拿出烟来,经常分给大家抽。有时候他自己没烟了,也管我们要:“老崔,来根烟!”

  我们那时候都抽特别便宜的烟,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给他。我说:“我这烟‘不呛’,你抽得惯吗?”那时候烟厂的工艺落后,人们抽烟也不讲究,认为烟“有劲儿”,味道足,呛嗓子的抽起来过瘾,就算是好烟。便宜的烟就“不呛”。习书记从来不挑,他说:“我平时也是抽这个,‘不呛’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这烟吗?他们怎么也得抽“中华”吧?习书记跟我们抽这种几分钱一包的烟,他能是高干子弟吗?我慢慢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大官的儿子,在生活上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我们县委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次,我们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电视,正好新闻上有中央一个会议的报道,习仲勋同志出现在画面上了。

  我们的副县长就问习书记:“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习书记笑而不答。

  旁边的赵建军同志直接问:“习书记,人们都说你是习老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

  习书记笑笑说:“这个事,我不否认。”

  这一下,大家就都知道了,原来习书记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但从那以后,我们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因此和他疏远,反而关系更亲近了,而且亲近当中还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个副国级领导人的孩子,从中央国家机关下到我们小县城,工作那么兢兢业业,和我们普通人的关系这么好,生活这么简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谈一谈。

  崔时欣:先说说他穿的衣服吧。习书记在正定期间,平时穿的最多的就是一件绿色的旧军装。他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也挺旧了,平时很少穿。有时候他回北京探亲,也会换件衣服。他平时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风的时候,戴一顶很平常的军便帽。至于裤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说,习书记穿的戴的,没有一件是“高级货”,他什么时候都是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穿着打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吃饭都吃些什么?都在县委食堂吃吗?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崔时欣:我们县委和政府分开办公以后,食堂也分成了两个,但相距不过100米,不仅浪费地方,人工、燃料、食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费。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了一下,还是把食堂合并在一起了。

  习书记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这个食堂来解决,所以他每顿饭必须要在食堂开伙的时候来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了。他刚来的时候,为了熟悉情况,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各个乡镇,有时候下乡回来晚了,到食堂去,赶上饭点了,就能吃口热乎饭,错过饭点了,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也有些事拖住了,来食堂也比较晚,所幸还有温乎的馒头和菜。等我快吃完的时候,习书记才刚从乡下赶回来,那个时候,食堂还剩一点菜,馒头也彻底凉了,也没有汤了。

  我说:“习书记,你咋才回来?都没啥吃的了。”

  他说:“是啊,回来晚了。”

  习书记打了一个菜和两个馒头,都是凉的,就坐在那儿吃了起来。

  我说:“习书记,我给你弄点热乎汤吧。”

  结果我一看,汤也没有了。习书记说:“没事,这有热水,我自己做个汤。”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热水,往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就做成了一碗“汤”。

  我说:“习书记,你可真能将就!”

  习书记经常下乡,所以他总是吃不上热乎饭,有时候还要饿肚子。一次两次的还没啥,时间长了他就得了胃病,还住了院。后来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给他弄了个煤油炉,还有一口小锅,吃不上饭的时候,张银耀就可以给他煮个挂面,卧个鸡蛋,有时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习书记,你怎么成天光吃挂面呀?你也弄点别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说:“咳,没事儿!随便吃点儿,不饿就得了。”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我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印象很深,至今好像还在耳边。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中午赶不回来,就在乡镇吃饭,去近的乡镇都是骑自行车,去比较远的会坐县里的吉普车。有一次,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车拉着习书记去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中午在那里吃饭,桌子摆好以后,乡领导给上了好几个“硬菜”,很丰盛地摆了一桌子。习书记就说:“怎么搞这个?不要搞这个,我吃顿便饭就行了。”乡干部说:“习书记,给你都准备好了,你就吃吧。”习书记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有了习书记的以身作则,“下乡吃饭要节俭”,在正定县领导班子里慢慢就形成了共识和习惯。以后县领导到乡镇视察、调研,都和习书记一样,在乡镇食堂吃便饭,或者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律交钱、交粮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化,该给钱就给钱。

  习书记来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经常过来看他。他们来了,习书记很少到招待所请他们吃饭,即使有也都是自己掏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买几个罐头和菜在他办公室招待这些朋友。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和朋友喝两杯酒。那时候的菜也便宜,十来块钱能买四五个菜,虽然没有多高级,但也挺可口,还挺不错。也有的时候,他朋友来了,他就上食堂打两个菜,但肯定也会自掏腰包。

  有一次,习书记北京的朋友来看他,他就让服务员去一家回民饭店买牛蹄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买回来了牛蹄筋,是切的大块,用塑料袋装的。习书记跟服务员说:“你下次再去这家饭店,给他们提点儿建议,这牛蹄筋吃着挺好,但是切成大块,顾客吃着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点,顾客吃着就会方便一些。还有,牛蹄筋可以炒,可以烩,做的花样多一点,价钱也能卖上去。”后来,这家回民饭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现在还能吃到他们炒的和烩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习书记回北京探亲,带的东西通常有两样,一样是我们正定的缸炉烧饼,还有一样是卤鸡,他家里人都很爱吃,习老也夸赞说真好吃。习书记也给卖这两样东西的饭店提建议:“你们做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北京开店?”他们后来去没去,我不太清楚,但习书记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总是这样,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想着让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好,开拓更大的市场,挣更多的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是一直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吗?

  崔时欣:是的。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就住在我们给他收拾出来的那间屋里,后来县委办公楼盖好了,他的家具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书橱变成两个书橱了。他屋里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都没有,电话也没有,当时我们县委就办公室和组织部各有一台摇把电话,县领导都没有独立的电话。

  习书记住的地方,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他为了提神,每天都喝浓茶。服务员一天给他打一壶热水,但有的时候,我看习书记早上自己去水房打水。我就跟服务员说:“打水是你们的工作,哪能叫书记自己打水去?”服务员说:“有时候我们还没上班呢,书记就自己去打水了。”

  还有一次,习书记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按照类别一叠一叠分开摆放好,准备分开处理。结果服务员进去给他收拾房间,把文件全都摞在一起,整整齐齐码起来。习书记回到办公室一看,沮丧地说:“得,我白忙活了。”服务员吃了一惊,说:“对不起啊,习书记。”习书记一点也没生气,对服务员和气地说:“没关系,你也不知道嘛。以后文件就不用收拾了,擦擦桌子就行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经常下乡调研,请您谈谈他出行方面的情况。

  崔时欣:习书记刚来时,我们县委就一辆吉普车。领导又多,这个上这儿,那个上那儿,车根本不够用,没办法就跟别的单位借车,但是各局办的车也少。习书记平时都是骑一辆挺旧的二八自行车下乡,除非去远的地方,他才会偶尔坐一下汽车。有一次,习书记坐车到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结果车坏在半道了。我跟习书记说:“咱再买一辆车吧,现在就一辆,不够大家用的。”习书记说:“不要太浪费,有一辆车,只要不耽误要紧事就行了,反正我大部分时间都骑自行车。”

  后来,习书记想了个办法:可以在北京买那种旧车,修好了,开回来我们用。习书记的意思是,不管老的还是新的,能跑、有车用就行了。我们派人去北京,找了两辆看着还不错的车,检查它有什么问题,再用其他车能用的零件给它换上,最后修好了,开了回来。

  这两台车看着都快报废了,不能正常使用了,但到了我们手里,拾掇好了,又开了很多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习书记把这两辆车奖励给了下面发展好的两个乡镇。

  采访组:衣、食、住、行都谈完了,请您再谈谈他平时的工作吧。我们听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熬夜,具体情况请您讲一讲。

  崔时欣:在工作方面,习书记一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别人则是尽量多加体谅。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看电视,看完新闻,就回去批阅文件,他每天要批阅的文件特别多。上班时间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还要弄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批到半夜也是经常的事。

  习书记任县委书记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基本都会过我的手,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内容是,先大致浏览内容,看是需要哪个部门去办的,就给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各发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份。光干这个活,我铆足了劲干,一天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何况习书记还要一份一份仔细看,还要思考,考虑好了还要批意见。意见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写的比较长,文件上写不下还要另附纸。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时间,习书记有时候下乡调研,有时候和他请来的专家、顾问谈事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接待上访的群众,习书记总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访群众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劝解他们。有的人觉得“打发”上访群众特别费事,但是习书记从来不是“打发”而是真给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文件不批完,他是不会睡觉的。事情如果拖着,他也睡不好觉。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倒是非常关心,经常嘱咐我们要多注意休息。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在加班,他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出来转一圈,看见我们的办公室亮着灯,忙着做事,他就说:“你们别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看我这儿亮着灯,你们就不走,该休息就休息。”转了一圈,他回去还继续工作。

  除了批阅文件,他从外地请来的顾问、专家、各方面的人才,也经常和他“秉烛夜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曾作为县委书记到美国考察,他有没有和您谈起过到美国的见闻、经历?

  崔时欣:1985年,习书记去美国考察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在美国找了一些留学生,和他们开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比较轻松的谈心。他问留学生:“你们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都有。有的学生表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需要人才,大学毕业以后,有回国的打算。”还有的学生说:“目前还没考虑好,会根据自己专业在哪里有更好的前景来决定。”但还有学生说:“美国给我提供了助学金,毕业以后,我得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说:“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习书记说:“我就跟这些学生讲道理。我说,‘你是中国人,你父母也是中国人,你为啥不为中国服务呢?有可能你有签好的工作合同约束,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合同到期了,请一定回到祖国去,为中国人民服务!’”

习近平在正定

习近平在正定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22日 14:12 来源:学习时报 编辑:田延华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