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谈“遏制人情消费泛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人情消费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还是比较严峻的

　　[汪玉凯]:汪玉凯：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讨论人情消费的问题。

　　[网友我爱薄荷糖]:今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了一项题为“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网络调查，受访者的5795人每年人情消费数额主要集中在1000元-6000元，更有19.1%的受访者每年人情消费超过了6000元。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汪玉凯]: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人情社会，各种社会关系渗透到每个社会的细微末梢，还有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人们礼尚往来，相互来往，这是从正面上来理解。

　　第二这种传统的文化和礼尚往来在现实生活中慢慢变味了，因为不仅仅是人情世故了，已经和人们的各种诉求发生联系，比如说升职、上学，各种喜庆的事情，通过这样一些事情建立起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将来别人有事情我也给他行礼，这样就建成了社会网络，这个人情社会的网络在现实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礼尚往来的范畴。

　　第三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中国社会的很多的潜规则和病态。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办一些事情不是在正常的社会运转机制下办的，而是有大量的潜规则的，否则不拿点东西办不成事儿，拿的少了也办不成事儿，5000个网友受访问，有20%的人情消费接近6000，这说明这个开支占他的工资收入比重不低了，我想参与人情消费的人都不是高收入群体，普通人如果承担年均6000的人情消费这个数额还是相当大的，在我看来很多人并不是主观愿意的，是被迫接受的，就是没有办法、无奈的接受这种社会现实，被动的陷入这样一个人情消费陷阱中去了。这种无奈的现象也折射了社会的病态，这种病态在正常情况下很难办成一件事情，只有有了人情，有了东西以后这个事儿才能办成，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而且不是人情消费送点东西，甚至要送钱，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社会还是比较严峻的。

　　人情消费的背后说明社会风气、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

　　[网友杨再昌]:汪教授，人情消费的背后说明社会风气、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性质变化？

　　[汪玉凯]: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在人情消费的后面说明社会风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和传统的人和传统的社会风尚和那种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

　　这种变化第一个是金钱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为不管人们礼尚往来送礼也好，送钱也好都是需要花钱的，在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出现了普遍的追逐经济利益的现象，也包括人们的急于求富这样一种心理，有了钱以后人们在参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就游刃有余，如果没有钱的话连最基本的人情交往都很难参与，这就说明金钱这种成分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在上升。

　　其次，传统社会中人和人的友情的成分在降低。让我们看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中，我们需要办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惜重金花钱，当他看到需要救助的人就躲的远远的，与我自己没有关系，只要不伤害自己的利益就行了，这样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冷漠症”。金钱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上升，冷漠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降低，是目前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再有，这样一种无形的潜规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以及整个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我记得有一个领导人，还是国家领导人，他这次讲了一个观点，他说我今天什么都不讲，我就讲两个字“找人”，就是中国的社会干什么事儿都要找人，小孩入托需要找人，小孩上学需要找人，提拔晋升更需要找人，调动工作需要找人，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下，似乎不管什么事儿都需要找人，哪怕是当官的也需要找人，他也不能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到。所以整个社会就是找人的过程，我办一件事情，几乎都是要找人，很少说一件事情利利索索的不需要找任何人就能办成，这就很形象的描述了中国人情社会折射出来的问题，这种现象我认为说明了多数人都是被动的，但是多数人又是无奈去接受的，形成了这样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这种人情交往可能还会上升，包括人情交往的不健康的因素还会上升，人情交往中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还可能会上升。

　　[网友桑一葚子]:汪老师，结婚、生子、升迁、生日……各式各样的机会都成为人情消费的场所，各种节日也都变成了“过劫”，您主动和被动的人情消费多吗？是否给您的生活及思想带来了负担？

　　[汪玉凯]:像我这样的人叫无欲则刚，像我这样的学者应该说和普通社会老百姓比较，花在人情交往的钱也许要少一些，因为我没有过多的在社会上需要诉求的，请客、送礼这种交往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强调独立人格还是非常关键的，思想要独立、人格要独立，他主要靠自己的知识在社会立足，所以他本身也是一股社会的批判力量，所以对这种过度的人情消费现象还是有一定的观察、一定看法的。所以在个人参与中，能不涉及庸俗的交往尽量避免，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人情交往。比如有的老朋友他需要我们在一起交往，送点一般礼品，这都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求人的时候，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求人时也会送一些礼品，也是花一些人情交往钱。但是整体来讲，我内心对这种东西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即使有的话也和大家一样，我也是普遍人，也是被动接受的、无奈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所谓人情消费看似“礼尚往来”其实在实质上是势利的

　　[网友孙亚非]:请问嘉宾，所谓人情消费看似“礼尚往来”，其实往往是倾斜的甚至在实质上是“势利”的，极易产生腐败等？

　　[汪玉凯]:这个网友的问题本身就给出了非常好的结论，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我们有明显病态的社会环境下，人情交往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变味了，已经不是本来传统文化下的人们的正常交往，而且都有一定的目的，而且目的性往往都是非常强的，这样就使社会交往带上一定的势利性和功利性，而在这种势利性和功利性后面，助长的必然是社会腐败，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些当官的贪官滥用权力，用权力敛财，这是公开的腐败，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为了办成一件事情，甘心情愿给有钱有势的人送钱、送礼，尽管从内心是被动的，但是只要收我钱或者礼我的事就可能办成，我想这就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所以说，这种病态的交往后面孳生的是腐败，这是无疑是很正确的判断。

　　[网友迷你考拉]:一位贪官曾在忏悔录中写道：人情背后的陷阱，犹如一张巨大的蛛网，专门捕捉那些缺乏自律者，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人情”变“地雷”，伤害别人，毁灭自己。您如何看待人情消费与贪污腐败之间的关系？遏制人情消费是否能成为防止贪污腐败的一种解决方式？

　　[汪玉凯]:首先我认为人情消费和腐败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互相推波助澜。一方面，人情消费有可能助长更多的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用权力敛财，特别是当社会很多交往变成潜规则的时候，人们似乎不送钱不送礼就办不成任何事儿的情况下，这种人情消费已经就成了权力滥用、腐败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权力的滥用也为人情消费推波助澜。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送礼不送礼，送钱不送钱，和最后办事儿的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别，送礼送钱可能事儿就顺利办成，不送礼不送钱该办成的办不成，这样反过来公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横行就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很重要的错误的信号，就是似乎人们要办成一件事情送钱送礼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下权力滥用反过来助长了人情消费泛滥。

　　我认为遏制人情消费仅仅是解决腐败的一个条件、一个方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不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是要约束公权力。首先保证公权力不能被滥用，正像习近平讲我们构建制度笼子把权力管起来，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也是第一要义，如果不能构建制度的笼子来管住公权力的话，我想人情消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的病态剔除了，人们的交往回归理性了、回归传统正常的人际交往了，不是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了，不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了，我想这种净化的社会、健康的社会反过来也使这个权力滥用没有了社会基础，也就缺乏了社会的温床，当然整个社会客观上也可能对公权力滥用起到制约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者来看约束公权力是第一位的。因为净化社会是漫长的过程，也是人们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而公权力能不能有效遏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府清廉、官员清正，甚至关系到一国的政治清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约束公权力是最关键最核心的。

　　“四风”毒化社会给人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

　　[网友军徽闪烁]:汪老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去年中央也曾出台了“新八条”，这些规定是否真的缓解了政府部门人情消费泛滥的现象？

　　[汪玉凯]: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而且十八大以后中央快速的作出了转变作风的八项决定。应该说十八大的这种目标和转变作风的八项决定，都和我们净化社会风气、转变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息息相关。这些年来应该说我们党政机构确实滋生了大量的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形式主义，主要就是中央所说的反对“四风”，这些东西毒化了社会，给社会的人情交往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政府或者官员这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形式主义的作风，是人情交往泛滥甚至滋生腐败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作出八项转变作风的决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六个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率先在政治局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目标，比如说要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包括他的住房、用车、秘书等，而且领导干部要自查，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在用人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要避免任人唯亲，要严格要求自己。实际上在我看来，在用人问题上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情交往泛滥非常核心的因素，因为大量人情交往中请客送礼，甚至是金钱贿赂、性贿赂，很多都与提升提拔有关系。如果我们的领导不能在用人方面搞五湖四海，有正确的用人导向，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选拔上来，我想我们社会人情交往的泛滥还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不管是中央提出的转变作风的八项决定也好，建设廉洁政府也好，包括提出反对“四风”也好，实际上都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净化社会、遏制人情交往的泛滥息息相关的。

　　人情消费泛滥与“四风”有直接联系

　　[网友杨再昌]:汪教授，您认为人情消费泛滥与“四风”有直接联系吗？

　　[汪玉凯]: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人们的人情消费都是有一定社会内涵的，正像我前面讲的早已超出了正常人们的友情交往这样的范畴。绝大多数人情消费都是为了自己或者朋友的利益，或者为了达到某种诉求，不得已的采取这样一种社会交往形式，所以这就为政府及其官员利用公权力谋私获取社会利益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而“四风”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本身的形成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情交往的泛滥中滋生出来的。如果说不从根本上遏制“四风”的蔓延，不约束公权力，作为弱势群体的公众，其实他内心不愿意，但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一些最基本利益的实现，也被迫的要进行人情交往。那这种交往不仅仅伤害他们的心理，而且给他们精神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风”应该是人情社会交往泛滥的罪魁祸首也是元凶。

　　[网友气泡红酒]:嘉宾您好，您觉得现代人在符合现代规则的同时，应该树立怎样的消费观？您所认为的成熟、健康的人情消费是怎样的？

　　[汪玉凯]:我认为现代社会树立一种健康的社会交往观和消费观。首先，每个社会成员能够保证自己的积极的心态，用健康心态参与社会交往。第二，每个人要敢于和不健康的、病态的社会交往人情消费做斗争，就是能够有意识、自觉的抵制这种病态的社会交往，我想这样能净化社会。第三，要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环境，对官场这种“四风”、权力滥用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这样我想社会交往就慢慢的会更加健康向上，整个社会的文明度会达到提高。

　　[汪玉凯]:各位网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