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奥运历程回顾

中国与现代奥运会的不解之缘

　　事实上，自从现代奥运会诞生之日起，中国就与现代奥运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6年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召开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向清政府发出过邀请，但是，处于内忧外患、不知奥林匹克运动为何物的清政府与奥运会“擦肩而过”。

　　1908年，天津一份青年杂志上首次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一声声呼喊，在那个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是如此的悲壮。　

　　1915年，国际奥委会又一次发来邀请。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国内的护法战争，中国又一次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擦肩而过。　

　　虽然如此，中国却始终没有断绝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1922年，国际奥委会选举我国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24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同年派出三名网球运动员，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8届奥运会上作了表演赛（奥运会无正式网球赛）。　

　　4年后，中国又派宋如海观光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　

　　193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此后，中国正式参加了第10、11、14届奥运会，但均未能取得任何成绩。在此期间，国际奥委会于1939年、1947年选出了我国孔祥熙、董守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1952年中国应邀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由于到达的过晚，许多项目的比赛已经结束，游泳选手吴传玉在100米仰泳中游出的1分12秒3成了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个纪录。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通过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前此于10月在名古屋作出的承认中国奥委会为全国性奥委会的决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大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旗。同时，为了照顾台湾的现实情况，仍将台北的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称保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必须使用有别于迄今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徵。　

　　1981年10月，国际奥委会第84次会议选出了我国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百年圆梦

　　8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风和日丽，花团锦簇。　

　　“距2008年8月8日开幕倒计时5天”，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大门前的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牌告诉人们：“奥运来了！”　

　　就在此前一天的晚上，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面对上百名媒体记者说：“国际奥委会绝对不后悔将奥运会承办权交给北京。当8月8日那天到来之时，奥运会的巨大魔力和完美无瑕的组织工作将取代一切争论。”　

　　“在执委会上，我收到一份由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国际体育单项协会的报告，他们都对北京的组织工作表示满意，”罗格充满信心地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会是最完美的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将会是最成功的奥运会！”　

　　一个世纪前，南开大学的学生们期盼：“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的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百年期盼，百年梦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101年前的“奥林匹克猜想”——炎黄子孙同样拥有美好梦想

　　上个世纪初，当法国的顾拜旦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不懈奋斗的时候，在东方，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样深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感染，并全身心地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推广，他就是——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　

　　以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创办人身份闻名于世的张伯苓，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还是最近几年才为人知晓。　

　　“伯苓先生和奥运会的关系，实际上是在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之后我们才知道的。”记者面前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元龙，如他的祖父张伯苓一样身材魁梧。　

　　“我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的体育活动都和张伯苓有关系”，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惋惜的是——“可现在说起奥运会，好多人不知道张伯苓是谁”。　

　　翔实史料证明，中国人的奥运梦想，正是身着长袍的张伯苓100年前播下了火种。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王军，从美国辗转查阅1908年5月的英文版《天津青年》（中文名《星期报》），找到了有关记载。　

　　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上，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　

　　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中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充满希望。因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　

　　这位被称为“中国注重体育的第一人”明确提出：“中国人应该加紧筹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中国著名人士首次公开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原副主席何振梁指出。　

　　张伯苓的演讲，距1896年奥运“复活”仅有11年之隔。他还到了1908年伦敦奥运会现场，成为观摩奥运的第一个中国人。　

　　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认为：“这充分说明，在追求与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方面，中国人没有落伍，炎黄子孙同样拥有美好的梦想。”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对记者说，根据一些“老天津”的回忆，白纸黑字的“奥运三问”最早贴在南开大操场的外墙上。　

　　南开学生们呼唤：“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的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的奥运演讲之后，他的好友、世界跳高名将饶伯森，1908年在写给基督教青年会美国总部的年报中，介绍了奥林匹克之火传入中国的情况。　

　　何振梁指出，张伯苓身体力行，在中国近代体育团体的组织构建中发挥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以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体育先驱者。

76年前一个人的奥运——“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　

短跑选手刘长春

刘长春之子刘鸿图在沈阳传递奥运火炬

　　1932年7月8日，中国派出唯一一名运动员刘长春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他在百米预赛中即被淘汰。　

　　“爸爸，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众人的注视下，花甲之年的大连理工大学退休教师刘鸿图，亲吻着“祥云”。　

　　这是沈阳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现场。作为中国派往奥运赛场的第一位运动员刘长春的后人，刘鸿图是第一棒火炬手。　

　　回到家中，他举着火炬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突然意识到，它来自雅典，它属于太阳，它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也承载着我父亲的梦想，更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梦想，所以我亲吻了它。”　

　　1932年，23岁的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出现在美国洛杉矶的跑道上。这个身高169公分的小个子，代表了拥有4亿人口的东方国度。他扛着一面国旗，“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　

　　国人的首次奥运之旅充满波折。　

　　1931年，中国成为奥运大家庭的一员——张伯苓与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等1924年创立并长期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的奥委会组织。中国运动员从此取得了参赛资格。　

　　爱国将领、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毕业生刘长春重金聘请一位外教，德国运动健将步起。他解释：“我们要想推翻所谓‘东亚病夫’的胡言谬语，要想提高国人的体质，要想在世界体坛上争得名位，振奋民族精神，不请名将当先生，不破费点是不行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蓄谋威逼利诱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并大造舆论。虽然各界极力敦促中国选派运动员，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　

　　1932年5月，刘长春通过天津《大公报》郑重声明：“我是中国人，我只代表中国，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受感动的张学良在该校毕业典礼上宣布，个人资助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同学此次参赛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　

　　读过张伯苓3000多封信件和500多封电报的梁吉生对记者说，虽然刘长春已错过报名时间，在张伯苓和王正廷发去急电后，国际奥委会一周之内就复电同意。　

　　刘长春7月8日自上海乘船出发，于希渭因受日寇阻挠而未能成行。沪上2000名同胞为刘长春饯行。他出征前，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单刀赴会》：刘长春挺立船头，举着关公大刀。　

　　7月29日，刘长春抵达洛杉矶，受到夹道欢迎。他在日记里写道：“侨胞数千来作热烈欢迎……经过中国街时，汽笛乱鸣，惊起侨胞，群表欢迎。出中华商会，由美国警察机器脚踏车队领导保护，抵各巷口时，以救火车式喇叭开路，行人车马，为之驻足。”　

　　但23天的远途使他疲惫不堪。在男子百米预赛中，曾在国内跑出10秒8的刘长春，成绩为11秒l；200米预赛成绩21秒9，远低于国内跑出的21秒1的成绩。因体力透支，他退出了400米预赛。　

　　在奥运历史上，刘长春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但他让奥运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选手的身影。

从“东亚病夫”到零的突破

　　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着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只硕大的鸭蛋。　

　　这是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员周利成查找资料时，见到的一幅外国漫画：《东亚病夫》。“东亚病夫”，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1936年和1948年，中国又先后派出奥运代表团，但无人进入决赛。　

　　“奥运三问”的前两个得到了部分回答。赛场上虽有了中国人，却不是“胜利的选手”和“胜利的队伍”。　

　　奥运连国运。刘长春对此体会尤深。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在大连理工大学执教33年。　

　　他多年的助手邹继豪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在运动生涯的全盛时期，刘长春参加了包括两届奥运会在内的20余场大型比赛，这样富于天赋的短跑运动员，理应更上一层楼。　

　　可惜，他只能在国弱民衰的动荡社会中挣扎。低劣的训练条件、训练方法和保健水平，使他多次草草赴会，成了终生遗憾。　

　　“他的民族感特别强烈。在人家升国旗的时候，他的心情特别难受。他说，没有完成任务，感到很愧疚。”　

　　“文革”期间，我国体育事业陷入停顿。1970年，难得一见的全国田径比赛在长沙举行，刘长春闻讯兴奋赶去。坐在观众席上，他眉头紧锁，为那些糟糕的成绩。　

　　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位老健将感慨：旧中国内忧外患，体育根本谈不上。新中国九亿中国人民焕发了青春，中国犹如亚洲的醒狮，在奥运会上腾飞的日子指日可待。　

　　“‘要让我们的体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他的原话。”邹继豪说，刘长春晚年毛遂自荐，创办了大连理工大学少年田径班，“为征战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贡献力量”。

　　古稀之年的刘长春，即使行动不便，也每天拿着小板凳，坐在体育场边。孩子们跑到哪里，他的目光就追到哪里。　

　　短跑名将习惯了每日跑步。1983年春节后的一天，他跑得大汗淋漓，突发急病被送往医院。　

　　“他认为他能够战胜疾病，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刘鸿图回忆。　

　　他原想等到1984年奥运会。他还想回到洛杉矶。家人看出了他的心事。　

 1984年8月7日，中国女排登上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冠军领奖台，夺得世界大赛“三连冠”。

从63年前第一次申奥到7年前北京申奥成功　

　　上个世纪70年代，刘鸿图问父亲：“中国什么时候能办奥运会？”　

　　刘长春说：“现在办不了。”儿子追问：“还要多长时间？”父亲回答：“等到祖国富强的时候。”　

　　据梁吉生介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7日即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一致同意约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并委托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接洽。“中国篮球之父”、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草拟了《请求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并获得通过。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申奥，终因时局而不了了之。　

　　1990年，86岁的邓小平在视察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主场馆时，问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等人：“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　

　　1991年，北京成立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递交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　

　　1993年9月24日，蒙特卡洛传来消息，北京以两票之差落后悉尼。无数国人扼腕哭了。　

 北京申奥成功莫斯科现场，激动人心时刻。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从莫斯科传到中国，守在电视机前的刘鸿图兴奋地蹦了起来。他想到父亲，又哭了。父亲是多么期待中国的奥运会！　

　　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杨建仁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对那个北京的不眠之夜至今记忆犹新：“北京赢了！”、“中国胜利啦！”奔走相告的人们高喊着，潮水般涌向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五环旗，更多的人则挥舞着衣服、报纸、手提包和各种玩具。首都一家报纸只印了4个大字“北京赢了”的《号外》，被欢腾的人群一抢而空。璀璨的华灯下，人们将一个头戴喜庆面具的小伙子一次次抛向空中，又一次次举过头顶……　

　　北京沸腾了！

百年圆梦，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7年后的北京和中国，更是今非昔比。　

　　在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北京经济发展战略及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介绍，7年来，北京经济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这样就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北京市经济总量已经比2001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长12.4％，预计今年将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的水平已经从　2001年的3262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7654美元，预计今年将超过8000美元。财政收入已经从2001年的451.2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1492.6亿元，年均增长2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中国GDP为246619亿元，比2001年翻一番多；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2008年5月，讲述刘长春故事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在大连理工大学上映。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作为编剧十分感慨：“昨天中国运动员单枪匹马悲壮赴会，今天中国奥运军团士气豪壮在家门口参加奥运盛会，历史在这里见证了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回顾中国人提出并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史，”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说，“我们深深感悟到‘国运兴，体育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