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在抗大创办初期，我先后担任过校党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于今在世的仅剩我一人了，我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藉以深切地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建立了功勋，血洒疆场的热血青年和抗大学员们！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1936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早就把这一历史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她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创建初始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之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我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党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937年1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3人去谈话，要我们到延安办“抗大”二期。我们2月到达延安后不久，学校即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主任，后改为政治部，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傅钟到前方后，我任主任）。学员中四方面军的多一点，也有红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干部。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介、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穿着翻领西服、旗袍、高跟鞋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这些进步青年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弯。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苏联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为了帮我们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主席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后来在抗大毛主席又给我们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我们受益匪浅。

 　　毛主席的办校作风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抗大刚开办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抗大刚开办时，他让我们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和世界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主席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抗大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并任命的。1937年5月，胡耀邦同志到我们抗大学习，并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坐在边边上，胡耀邦那时才22岁，朝气蓬勃，说话很有条理，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问我这么小的同志是谁？我说是胡耀邦，是一队的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毛主席记住了胡耀邦同志。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到前方，罗瑞卿教育长和我俩具体负责抗大的工作。我还兼政工作课，工作很忙，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过了两个月，我提出让胡耀邦同志任副主任兼总党支书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瑞卿同志，请他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胡耀邦同志印象不错，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对我们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象样的旗帜。

　　1936年7月，国民党军高双城部偷袭瓦窑堡后，学校还一度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办学。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是一个“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的穷山窝。保安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洞口，远远望去，好象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长期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乱石纵横、狼藉不堪的石洞，就是我们的校舍。

　　我们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象样的讲台。在洞口，我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我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我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眼望蓝天游云，漫谈讨论。一次，有个同学对“货币”半懂不懂的。他想到有个同学借了他的钱，便跟大家说：“谁借了我的货币？”大伙笑了起来，也引起了一番争论，最后总算把“货币”弄懂了。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新文字（即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和彭雪枫、张爱萍等同学商量好用新文字通信。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我们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讲话，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从抗大开始，我们就把毛主席倡导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一种优良作风继承下来。

　　1937年3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这是对抗大艰苦奋斗作风的又一次肯定。

　　毛主席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抗大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主席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我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毛主席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红军时期我们管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主席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现阶段上的唯一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一个同学因入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给毛主席去信，毛主席给回了信，并要他拿着信去找组织解决问题。还有个叫于江的学员，也是碰到了难题，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为其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后来这个学员牺牲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主席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为抗大干部和学员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倡导的抗大校风

　　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7年4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这8个字，字不大，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叫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8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8个字就成了我们抗大的校风。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关系非常的融洽。一日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有序。抗大的校规也是很严格的。有的事情，毛主席亲自管。抗大来了很多男女青年，为了让大家集中学习，我曾向主席建议，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毛主席同意了。我们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可是不多久，一位校领导和一个女生结了婚。当时，毛主席知道了，火了，要撤他的职，给他处分。我写信给毛主席，为他讲情，请主席“收回成命”。主席叫我去，把我训了一顿，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讲情的又是你，都是你。我只好当面作检讨。”再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黄克功，他原是个团政委，六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有个女生与他谈恋爱，黄提出要与她结婚，女的不干，黄火了，拔出手枪把这个女生打死了。按照党纪和边区的法律应该枪毙他。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他求情，主席不同意，亲自给雷回了一封信。罗瑞卿也找主席讲情，被主席狠狠训了一顿。后来还是将黄枪毙了。起初，一些女生是很痛恨黄克功的，但看到处理得这么重，反而同情黄了，有的女生都哭了。还有个叫吉司恭的，几个女青年在西安要去延安入抗大，没有门路，碰到了他。他说他是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来西安招生的。她们以为碰到了救星。有几个女青年被他哄骗奸污了。他知道闯了祸，跑到陕北公学上学去了。这几个女青年后来还是到延安入了抗大。当时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我，她们以为换了人。一个星期天在延河散步时，她们无意中发现了西安的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冒充的，就揭发出来，经法院公审枪毙了，我是陪审员之一。可见，抗大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的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四方面军回来，我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飚同志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同志长的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的还挺象。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4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但玩的很开心。在抗大时，朱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我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卫，我打后卫。我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他觉得我们是另眼相看，嫌和我们玩的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同学一起打球。女同学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总司令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的，因此，女同学们都管他叫“老外婆”。我们还有一个自建的网球场，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都曾来我们抗大打过网球。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各学员队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尤其有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的热血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奔向敌后，奔向前方，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