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这使我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认识，深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规律的层次。
邓小平在纠正了偏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以后，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标准”。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上述论断的运用和阐发。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由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提出了必须通过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根本任务。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再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影响和反作用。那末，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文化是怎样产生并发生作用的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先进文化大军，成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向全世界昭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的指导方针。他坚信：“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邓小平在纠正了排斥知识分子、严重破坏“双百”方针的错误以后，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上述论断的运用和阐发。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由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出发，提出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战略任务，以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最后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不谋求一己的私利，而把解放全人类从而最后是无产阶级自己得到解放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这一原理出发，毛泽东培育并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作风，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还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在执政以后千万不要脱离人民群众，郑重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一告诫，至今仍然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艰苦奋斗的精神源泉。
在纠正“大跃进”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痛定思过，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他还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在领导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在着力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大力恢复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次表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他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上述论断的运用和阐发。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江泽民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如何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理论创新的养料。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通其中的主线，这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来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上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创立邓小平理论的成功经验时所归结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是在螺旋式发展中的继承，是在跨越式发展中的继承。正如胡锦涛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又是怎样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养料，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呢？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科学定义，指明了它的思想渊源、理论意义、指导地位。
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科学发展观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客观实践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不断发展的需要。
第一，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来看。
发展，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生命线。因此，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都作了不懈的探索，科学发展观就是建立在这一探索的基础之上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那时讲发展，主要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中共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必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提出并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但是上述思想并没有过时，直至今日，始终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科学论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讲发展，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突出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突出强调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突出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奠基性贡献。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战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出发，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中所讲的发展，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强调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是强调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些发展和变化，既是发展的阶段、发展的难题、发展的任务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所使然，也是认识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所使然。然而，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为基本问题，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动力，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奋斗目标，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精神状态，这些关于发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第二，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来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培育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根本宗旨在发展理念上的贯彻和体现。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人民尽可能地克制自身的消费，从极其有限的物力和财力中节约出尽可能多的力量来集中发展基础工业。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等领导人仍然十分关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经他提出、周恩来概括，还形成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里，保证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基本目的，在短短20多年里实现了人民生活从初步解决温饱到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发展的重要时刻，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以人为本”，就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总之，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建设方针，到人民生活实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再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清晰地勾画出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发展的论述到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条脉络本身，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奋斗历程的缩影。
第三，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来看。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之点。在毛泽东等探索的时期，尽管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概括提出这些思想，但是仍然提出了若干带有思想先驱性质的重要论断。
中共八大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通过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认真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他还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他也看到了经济建设同保护自然的关系，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 他还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压力，提出：“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发展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此，邓小平早有所预见，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科学发展观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是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以后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对以往在发展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既吸取了毛泽东等探索中提出的综合平衡等重要论断，也吸取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地区平衡发展、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重要发展思路。
第四，从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来看。
统筹兼顾作为一项基本方针，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一方针的立足点，是中国拥有占世界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人口总量达到六亿五千万这一基本国情。毛泽东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 统筹兼顾，也包括分配问题。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当时提出统筹兼顾方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此出发，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若干个“并举”，例如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并举、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并举、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并举等等，又叫作“两条腿走路”。可见，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在建设和发展问题上的运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历史机遇期、发展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发展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的两难特征日益显著。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分析的那样：“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要解决这些两难特征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在指导和推动发展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就必须在新的发展阶段提高运用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的根本方法。这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科学发展的实现，必然会推动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都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都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科学发展观继往开来，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实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康庄大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四、历史的启示
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便揭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正在继续显示出它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相互衔接的两条发展道路，其一是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有两大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思想的发展总是前后接续、螺旋式上升的，这种特征无非是客观实践发展前后接续、螺旋式发展在观念上的反映与提炼。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基本原理，总要依托新的思想载体、新的实现方式，才能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永葆其当代价值。失去了新的思想载体，找不到新的实现方式，再好的理论也无法同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它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毛泽东所说，我们需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既没有凭空发展，更没有静止不变。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发展，越走越宽广，但它的诞生并没有宣告毛泽东思想当代生命力的结束，恰好相反，它以自身的蓬勃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并使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蓬勃发展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就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结成了既一脉相承有与时俱进的紧密关系。理论成果、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为思想的相互吸收借鉴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是只从表面看问题，是方法论上的短视。看不到思想之间在发展中的吸收借鉴与交汇融合，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毫不相干，甚至以为是互相矛盾，这是只会孤立地看问题，是认识论上的片面。看不到时代主题和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已经使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了新的质的飞跃，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这是只会静止地看问题，是辩证法上的缺失。（以上三句话改作：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就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看不到思想之间在发展中的吸收借鉴与交汇融合，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毫不相干，甚至以为是互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孤立地看问题。看不到时代主题和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已经使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了新的质的飞跃，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这实际上是在静止地看问题。）我们在解读当代文献之时，不仅要着眼于其中提出了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且还要着眼于其中重申了哪些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论断。只有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看问题，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很好地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之中凝结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上前后接续、继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恢宏理论大厦。这是一座随着实践发展而持续上升发展的开放型的理论大厦，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旺盛生命力和持续发展力，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包括活的灵魂和各个组成部分等），同时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人民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又一次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宝贵财富与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新鲜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说得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是真理，也是客观事实。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40多年过去了，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恰好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让我们继续攀登思想理论的山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李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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