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的历史功绩：改革开放天下先

　　叶剑英与习仲勋在机舱门口，向前来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

　　一

　　上任前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的重要性。

　　他曾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的深情厚意，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根本无暇兼顾广东的工作。因此，是叶剑英提议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老将”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的。

　　中央领导一再叮咛，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你责任重大啊！

　　习仲勋刚上任不久，叶帅到广东视察，听了他对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又给予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习仲勋刚到广东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接替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原任的第二书记由杨尚昆接任。王全国等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思想，分清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解决真理标准问题，中共中央便大抓“文革”期间及此前“左”倾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

　　在抓平反冤假错案中，习仲勋重点抓了几宗大案，体现了他的智慧、胆魄，博得了广东人民对他的佩服和崇敬。处理了海丰县迫害彭湃烈士母亲和亲属的惊天大案。海丰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

　　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文革”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污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90岁的母亲，把彭湃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的侄儿彭科、彭竟等同志，把彭科砍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160多人死亡，伤3000多人，还搞掉红宫、红场。据习仲勋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当时我同县委谈这个问题，叫不叫他们来。有的同志怕他们来了听了会自杀，我说让他们来，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

　　通过彻底清查，彭湃被诬为“叛徒”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对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亲属的洪某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某也由专政机关逮捕，依法严惩。

　　为“李一哲”案件平反。1974年11月10日，广州美院青年教师李正天和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用67张报纸抄写。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整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对全国人大提出了要求和“期盼”。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再加海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多次接见李正天等人。通过与杨尚昆、吴南生等领导一致努力，终于弄清事件真相，为这一事件彻底平反。

　　复查平反“反地方主义”案件。建国以后至“文革”前的17年，由于受极“左”的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不少干部受到打击，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受处理的是原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以及全省七千多名地方干部。第二次是1957年，受处理的是省委书记、副省长冯白驹和古大存。因此案受到批评的有省委书记尹林平，受到处分的还有省委常委云广英，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冯燊、王维等人，全省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到批判的省委委员17人，77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的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或降级的处分，广州、海南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习仲勋到广东后，亲自处理这一案件，排除各种阻力、弄清历史，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冤由、真相，统一省委班子内部认识，于1979年8月17日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并附上省委准备下发的《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上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