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的历史功绩：改革开放天下先

　　二

　　标本兼治，刹住“偷渡外逃风”，也是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一个重要政绩。

　　据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6万人次，逃出14.68万人。最严重的1962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万人次，逃出3.97万人。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广东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国家派了边防部队阻挡，但防不胜防。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马上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仲勋看了心里很难受。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回到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所看看。在收容所里，他问一个外逃者：“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当家作主人。你们为什么要逃到香港那里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者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临别，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对方苞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通过这场走访，习仲勋思想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憾，他决心彻底解决广东的逃港问题！

　　他首先通过开展全省从省委至全省党员队伍的整风，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统一了全省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使大家从“文革”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中迅速转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转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而后，他像老中医一样，给“逃港风”下了两剂药。一是治标。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带着省委其他领导人到逃港风严重的惠阳、汕头等地制订有关防范措施，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工委配合，争取香港当局于1979年10月28日出台有关条文和措施。主要有：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者很大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了。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数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二是治本。习仲勋带领省委一班人和全省各级党委，大抓经济建设。首先大抓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土地承包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打农业翻身仗，使全省农业生产大丰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基本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农业发展又推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同时鼓励对外贸易，对外加工，三来一补企业也发展起来，城乡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上两年，农民有吃了，收入增多了，到处都可以听到欢声笑语。在饶平县考察时，当听到饶平县委副书记黄松江汇报了他们开发山区，林、粮间种，“一手抓了两条鱼”的经验时，习仲勋高兴地说，这样做很对！我们就是要开发山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广东两年，习仲勋和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东农村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在1979年增产21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达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农村开始出现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

　　从此，“逃港风”几乎销声匿迹了。这都凝聚着习仲勋和广东省领导的心血。